第三章 我思，故我在

作为笛卡尔哲学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命题，“我思，故我在”可以说是整个笛卡尔哲学体系的基石。有人甚至说，“我思，故我在”——这是笛卡尔自己为自己的哲学找到的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落脚点。总之，“我思，故我在”在笛卡尔整个哲学体系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是笛卡尔进行理性思考的第一原则，是整个笛卡尔哲学的最确切的第一真理。

第一真理

“普遍怀疑”是笛卡尔将一切放在理性前面进行审查的前提，是辨别无可怀疑的东西的杀手锏。实际上笛卡尔也做到了，笛卡尔在进行“普遍怀疑”后发现的第一个最确切的、再也无可怀疑的命题就是——“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在”在笛卡尔整个哲学体系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是整个笛卡尔哲学的第一原则、第一真理。那么，作为笛卡尔哲学体系的原则，“我思，故我在”到底在哪些地方表现了它作为“第一真理”的威力呢？首先，笛卡尔从“我思，故我在”中引申出了“唯理论”的真理标准。其次，笛卡尔从“我思，故我在”出发，证明了精神和身体、灵魂和肉体的区别和统一。再次，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最后，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又进一步证明了外部世界的存在。另外，笛卡尔之所以认为“我思，故我在”是第一真理，是因为它是最真实的、最确定的真理。

作为理性主义的代表，笛卡尔首先要在它的哲学中确定的就是精神性主体的存在。那么，笛卡尔又是如何在它的哲学中来确定它的精神性主体的地位的呢？具体来讲，笛卡尔的主体性的思想是通过他对“精神实体”（即灵魂或者心灵）的论述和他的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来表现的。作为笛卡尔哲学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命题，“我思，故我在”可以说是整个笛卡尔哲学体系的基石。有人甚至说，“我思，故我在”就是笛卡尔自己为自己的哲学找到的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落脚点。总而言之，“我思，故我在”在笛卡尔整个哲学体系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是整个笛卡尔哲学的第一原则、第一真理。

前面，我们已经谈过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的思想。实际上笛卡尔就是要在那样的怀疑中寻找自我，并最终确定理性和肯定自我。所以有人认为，“普遍怀疑”是笛卡尔将一切放在理性前面进行审查的前提，是辨别无可怀疑的东西的杀手锏。实际上笛卡尔也做到了，笛卡尔在进行“普遍怀疑”后发现的第一个最确切的、再也无可怀疑的命题就是——“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命题在笛卡尔看来，就好比他的“阿基米德式的点”。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能撬动地球。相应地，笛卡尔就好像在说，只要给我一个坚实的支点，我将能重建整个科学知识的大厦。笛卡尔想要找到这样的一个支点，事实上，他也找到了，能帮助笛卡尔重建科学知识的大厦的这个支点就是“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笛卡尔说：“我可以怀疑我的身体是否存在，我可以怀疑我所在的世界是否存在，我可以怀疑我所在的底线是否存在——甚至，我可以怀疑上帝是否真的存在，但是我惟独不能怀疑的就是我自己的存在，否则我的怀疑将没有任何意义。”这实际上就是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的原始意义。正如笛卡尔在它的著作中论述的那样，“假定没有上帝、没有天、没有形体，这都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不能同样地设想，怀疑这些事物的我也不存在，因为设想思想的东西在它正在思想时而自己却不存在和他正在设想这一行为是矛盾的。因此，‘我思，故我在’这一个结论是一个有顺序地进行思考的人得到的第一种和最为确实的指示。”

此外，笛卡尔认为，能作为第一原则、第一真理的东西，应该是最先被认识的东西，应该是最确实的东西，同时又应该是整个认识过程的起点。第一原则或者第一真理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一、第一真理应该是最为确实无可怀疑的东西；二、在作为第一真理或者第一原则的东西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推论出很多其他事物的知识；三、任何其他事物都应该是把第一原则和第一真理当作自己的靠山的，反过来讲，作为第一原则和第一真理的东西是没有任何依赖的，它绝对自己成就自己。

那么，作为笛卡尔哲学体系的原则，“我思，故我在”到底在哪些地方表现了它作为“第一真理”的威力呢？换句话说，笛卡尔到底是怎样在“我思，故我在”这一第一原则的基础上建造它的科学知识大厦的呢？

首先，笛卡尔从“我思，故我在”中引申出了“唯理论”的真理标准。上面我们已经知道，“我思，故我在”在笛卡尔看来是最为确实的真理，也就是说，凡是对“我”来讲清楚分明的东西，都是真的。这样，真理的标准就是看对于主体我来讲是不是够清楚，是不是够明晰。这实际上就是笛卡尔的唯理论。

其次，笛卡尔从“我思，故我在”出发，证明了精神和身体、灵魂和肉体的区别和统一。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作为理性主义的代表，笛卡尔在他的哲学体系中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确定精神性主体的地位，也就是要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在这里，笛卡尔实际上就是要把人的精神和现实的物质世界对立起来。作为精神主体的“人”可以通过灵魂、通过理性去认识世界，掌握世界，甚至做世界的主人，主宰世界。而作为与人的精神对立的物质世界则是人的认识对象，征服对象，甚至是改造对象。在此基础上，笛卡尔有意无意地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二元论”。“二元论”就是指物质和精神、肉体和灵魂时刻分离存在的，因为它们是绝对对立的。认定物质和精神、肉体和灵魂是绝对对立的“二元论”不仅仅把世界一分为二，而且也把人看成是肉体和灵魂两部分的结合物——人也是可以一分为二的。

再次，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我们之所说，“笛卡尔的怀疑是积极的怀疑，不是那些终究会归于空虚主义的消极的怀疑”，就在于笛卡尔的怀疑是带有重建性质的怀疑，而不是纯粹的怀疑。纯粹的怀疑、虚假的怀疑、消极的怀疑都只限于怀疑，除了怀疑什么都不干。而笛卡尔是要在怀疑的基础上重建一切。例如，笛卡尔也怀疑上帝的存在，但是笛卡尔不仅仅单纯地怀疑上帝的存在，而是要在怀疑的基础上证明上帝的存在。怀疑只是手段，而证明上帝的存在才是笛卡尔“怀疑上帝是否存在”的目标。笛卡尔从“上帝观念和具有上帝观念的我的存在”出发，证明了上帝的存在。笛卡尔说：“之所以我应该怀疑，之所以我要怀疑，之所以我在怀疑，是因为我还不够完善。”但是笛卡尔自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肯定存在一个完善的东西。而这个完善的东西肯定不能从怀疑的主体——“我”的身上得来，因为“我”是不完善的。那么，这个完善的东西是什么？又在哪里呢？笛卡尔认为，这个完善的东西就是上帝。笛卡尔认为，完善的上帝是绝对完善的，全智全能的。只有这个完善的上帝才能给我们永恒的真理和绝对的理性。

最后，笛卡尔又进一步证明了外部世界的存在。笛卡尔认为，全能全智的上帝能给我们确实的知识和绝对的理性。上帝能根据我们心中任何已有的确实的、明晰的概念创造出任何与我们心中的概念相应的具体的事物——外部世界。所以，外部世界也是存在的，是和我们心中的概念相应地存在着的，是全能全智的上帝创造的。

综上所述，笛卡尔在“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的基础上，从确立精神实体“我”开始，一步一步证实了灵魂和精神的存在，证实了上帝的存在和物质实体（即外部世界）的存在。而这些内容正是笛卡尔整个哲学体系的骨架，它们造就了整个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体系。所以说，“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整个哲学体系的第一原则或第一真理。

我们已经知道，“我思，故我在”之所以被认为是笛卡尔的第一真理，是因为，首先，“我思，故我在”是最为确实并且无可怀疑的真理；其次，从“我思，故我在”出发，我们可以推论出很多其他事物的知识；再次，第一真理是没有任何依赖的，绝对是自己成就自己。从“我思，故我在”出发，我们可以推论出很多其他事物的知识，那么，作为最确实、最无可怀疑的真理，“我思，故我在”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实际上，笛卡尔之所以认为“我思，故我在”是真实的、确定的，是基于三方面的理由。

首先，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是真实的、确定的真理，因为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们会有意识或自觉，借助这种意识或自觉我们能理会到自己是在思考。在这里，笛卡尔所说的是一种思维的直接体验或者直接认知过程。并且，这一直接体验或者直接认知的过程的认知对象是“思考行为之存在”。这里的“直接”一词很重要，直接就意味着不需要经过任何概念或推理的过程。因为概念只是一个表象，我们对自己的思想行为的自觉根本不需要通过表象这一中介，我们能直接回到我们的思考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对于我们自己的思考行为，我们根本不需要去理会，而纯粹从自然的角度，我们就能体会得到。另外，笛卡尔认为，思考这一行为是某个思考的人自己的内在的行为，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的行为。例如：

我思考，所以我知道我存在。

“凡思考者必存在”。

张三在思考，所以张三存在。

例子中，“我思考，所以我知道我存在”，从主体的角度来看，这个行为是内在的自觉行为，不需要推理。但是，当我们由“我思考，所以我知道我存在”过渡到“凡思考者必存在”的时候，就要借助一定的反省。只有经过反省，我们才能完成由“我思考，所以我知道我存在”的自觉行为过渡到“凡思考者必存在”的推理行为，并最终完成“张三在思考，所以张三存在”这一反思行为。

另外，这个例子中的“凡思考者必存在”是一个普遍的命题，它是经过反思之后才得到的命题。也就是说，按照我们认识、思考的本性，只有我们先解除个别事物的本性才能进一步得到普遍事物的本性。只有先经过个别事物的反思才能最终形成普遍概念的判断。笛卡尔认为，这个过程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其顺序无法颠倒。

总之，我们在面对内在行为时所产生的意识就是“直接意识”，或者叫做“直观”。“直接意识”或者“直观”是最理智的直观或者意识。在“直接意识”或者“直观”之后，我们才能形成“普遍观念”或者“普遍判断”。“我思，故我在”是一种最原始的直接意识或者直观，是一种最原始的自觉行为，能帮助我们形成更多的普遍概念和普遍判断。

其次，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是最清晰、最分明的，所以也是最确实、最真实的真理。

笛卡尔说：“一般而言，一个命题之成为真实而确定的，它所需要的是什么？在‘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中，我确知我所说的是真实的，只是我非常清楚地看出来：一个人必须存在才能思考，除此之外什么理由也没有了。因此我就断定我能够接受这个命题，把它当作一般的规则，这就是：凡是我们很清晰、很分明地认识的事物，常常是真的。”在这里，笛卡尔实际上是重申了“我思，故我在”的“清晰”和“分明”，即“直观”。笛卡尔其实是在说，除了“清楚”和“明晰”，还有什么能让你感觉到它是最真实、最确实的真理呢？笛卡尔指出：“我确知我是一思考之物，然而我岂不是也因此知道如能确知一件事需要什么东西吗？的确，在此第一个结论中，使我确知它的真实性的只有对于我所肯定的事件之清晰和分明的知觉。……所以在我看来，我能够建立一条一般性的原则：即凡是我们很清楚、很分明地认识的事物，就是完全真实的。”在这里，笛卡尔更进一步把“清晰与分明”当成是真理的判断标准，只有“清晰与分明”才能真正分辨真理的是与非。相应地，如果“我思，故我在”真的像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的那样是“哲学的第一原理”，那么它的真实性和确定性就不能再依赖其他更高的原理了。所以，具有最清晰、最分明的特征的“我思，故我在”就应该是最确实、最真实的真理。

最后，笛卡尔实际上是先承认“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的简单性和直接性，然后才判断它是最真实、最确实的真理的。在“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中，“我思考”是一项内在的前提，毋庸置疑，这是最确实的、最真实的。“我存在”是一个最简单的判断。事实上，笛卡尔并没有确定“我存在”中的“我”到底是指什么。确切一点说，“我存在”即等于“某物存在”，具体可以指代任何物。而“某物存在”乃是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因为它只涉及某物存在的事实，而不涉及任何性质，所以称为“存在判断”。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思，故我在”应该是最真实、最确实的真理。

我，思，故，我在

对“我思，故我在”这个著名的哲学命题，笛卡尔最先探讨它是在《方法导论》中。笛卡尔坚信，这个真理最确定，绝对无法动摇，因为这个命题最简单，完全符合他所讲的方法。那么，“我思，故我在”这一真理应该如何理解呢？本小节内容将对“我思，故我在”进行详细的解释：“我思，故我在”中的“我”的所有属性也是“我”的惟一属性就是——“思想”；“思”是一个范畴相当广泛的概念，既是“思想”又是“思维”，也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意识活动；“故”是从“我思想”向“我存在”演绎的一个过渡阶段；“我在”并不是指“我的肉体”的存在，而是指一个精神实体的存在。

对“我思，故我在”这个著名的哲学命题，笛卡尔最先探讨它是在《方法导论》中。笛卡尔在这本著作中说：“正当我把一切都认为是假的时候，我立刻发觉到那思想这一切的我必须是一实际存在，我注意到，‘我思，故我在’这个真理是如此坚固，如此确真，连一切最荒唐的怀疑、假设都不能动摇它。”后来，笛卡尔又在《第一哲学沉思集》和《哲学原理》中重复了这个意思。笛卡尔坚信，这个真理最确定，绝对无法动摇，因为这个命题最简单，完全符合他所讲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将要对这一命题进行一个具体的诠释：

“我”

“我思，故我在”中的“我”指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做许多想象，但是这里的“我”和我们通常理解的人称代词（具体指代人的“我”）的“我”是不一样的。有人分析说，这里的“我”，一方面是指暗含在动词的变位形式之中的“我”，另一方面又指有着特殊规定的“我”。这听起来好像很深奥，但是却很有道理。我们不妨先从笛卡尔对这个“我”的分析来理解。笛卡尔说：“我首先曾把我看成是有脸、手、胳膊，以及骨头和肉组合的这样一架完整的机器，就像从一具尸体上看到的那样，这架机器，我曾称之为身体。除此之外，我还曾认为我吃饭、走路、感觉、思维，并且我把我所有这些行动都归到灵魂上去。”很明显，笛卡尔首先是把“我思，故我在”中的“我”理解为一个有血有肉能够进行任何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生理活动的肉身。

但是，笛卡尔马上就意识到自己错了，因为他的“普遍怀疑”是怀疑一切的。也就是说，在没有找到确实的真理以前，他甚至认为上帝是不存在的，或者上帝本身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或者恶魔。那么，如果连上帝都不存在的话，上帝所创造的天地万物又何以存在？那么，上面提到的那个“有脸、手、胳膊，以及骨头和肉组合的这样一架完整的机器”的我，又何以存在“我还曾认为我吃饭、走路、感觉、思维，并且我把我所有这些行动都归到灵魂上去”的我又何以存在？笛卡尔说：“这样，我就不能再有确实的形体，没有了脸、手、胳膊，更不会吃饭、走路，不会进行任何我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生理活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还是什么呢？‘我’还剩下什么呢？当然，不可能‘我’什么都没有，如果我能够怀疑，那么，我肯定还有一样东西是绝对属于我自己的。”

笛卡尔在思考之后认为这最后一样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就是能够帮助他怀疑一切的“思想”。正如笛卡尔所论述的那样，“现在我觉得思维是属于我的一个属性，只有它不能与我分开。有我，我存在着才是靠得住的；可是，多长时间？我思想多长时间，我就存在多长时间；因为假如我停止思想，也许很可能我就停止了存在。——因此，严格来讲我只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者一个理性，这些名词的意义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我说：我是一个能思想，在思想的东西”。“我”不是任何东西，除了“我”能够进行“思想”之外，“我”不具有任何以前“我”所认为理所当然的生理活动，也不具有任何形体。“我”的所有属性也是“我”的惟一属性就是——“思想”。“思想”是“我”能够进行的惟一活动，也是惟一能够证明“我”的惟一活动。

“思”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中的“我”是一个“我是一个能思想，在思想的东西”。那么，“思”又是什么呢？笛卡尔在很多著作都对“思”做过解释。例如他说：“‘思想’，这个词包括以一种我们能够直接地意识的方式存在于我们之中的每一件东西。所以全部理智的活动、意志的活动、想象的活动和感觉的活动都是思想。”可见，笛卡尔在这里表述的“思”是一个范畴相当广泛的概念。另外，笛卡尔还把思想和思维以及“意识活动”等同起来看。在笛卡尔看来，“思想”就是“思维”，也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意识活动。

“故”

“故”在“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决定了“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的性质。但是，“故”也是人们在解读“我思，故我在”的时候最容易忽视的概念。表面上看，“故”有一种推理的意味，例如：我思想，所以我存在。在“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中，“我思想”是大前提；“我在”是建立在“我思想”这个大前提的基础之上的结论；而“故”是从“我思想”向“我存在”演绎的一个过渡阶段。实际上，按照我们通常的对“故”这一词的理解，我们也只能对“我思，故我在”做出这样的解释。也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把“我思”当成一个从前提“我正在思想”推导出结论“我存在”的演绎论证过程。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结论应该是确定的，因为这个演绎是有效的，而前提又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如果“我思，故我在”真的就如我们理解的那样是一个推断的话，那么它不管怎样都需要一个特殊的前提。但是笛卡尔是不是真就认为“我思，故我在”纯粹就是一个推断呢？实际上并不如此。

笛卡尔说：“当我们正在承认‘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真的要从‘我正在思想’这个前提推导出‘我存在’这一结论。”那又是什么呢？笛卡尔说，“我们承认‘我思，故我在’，只不过是通过我们的心灵直觉把它看成某种不证自明的事情。也就是说，‘我思，故我在’这只是一种直觉，并不是从‘我思想’到‘我存在’的一个推论式的演绎过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我思，故我在’真的是一个推理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思想的事物都是存在的’这个大前提，但是我们只能从经历中认识到‘离开存在我们就不能思想’。这正好是一个矛盾。”

如此，笛卡尔是不是就是说“我思，故我在”仅仅是一种直觉而和推理无关呢？事实上也不完全如此。在《指导心智的规则》一书中，笛卡尔又说：“我们每个人都能直觉到我们自己的存在，因此，‘我思，故我在’的确定性只是对我们的存在的一种内省或者直觉。然而，当我们重新回到——‘我思，故我在’到底是一种推理还是一种直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回答只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即‘我思，故我在’既有推理的成分，也有直觉的成分。”

首先，在笛卡尔看来，“我思，故我在”既有推理的成分，也有直觉的成分。如果真的有区别的话，那也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一般来说，并不能把两者完全割裂开来看。例如，在推理的过程中，我们的直觉到了演绎的步骤；如果我们要真正弄明白结论是从前提之中推理出来的，我们仍需要直觉。

其次，实际上，在笛卡尔所理解的“我思”里，“我思”这一状态是“我”必须在第一时间感受到的。也就是说，“我”必须能领会到，并且是能直接领会到“我的存在”。所以，我们可以把“我思”从了解它的模式中辨别出来，把它当成是一种推断，但至少它也是我们从直觉直接抓住的推断。

“我在”

当我们再次回到“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本身的时候，虽然我们对它已经了解了很多，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真正了解它所讲的“我在”，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断言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一命题。那么，“我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从“我思，故我在”本身来看，我们多少能体会出“我思”和“我在”之间的关系，并且也能大致领会到“我在”的性质。很显然，笛卡尔在这一命题里所讲的“我在”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我存在”那么简单。也就是说，这里所讲的“我在”并不是指“我的肉体”的存在，而是指一个精神实体的存在。

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我们在前面的内容已经讲过，“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里所讲的“我”本身强调的就是一个精神实体，它本身并不会考虑肉体存在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所讲的“我在”并不是对肉体存在的一种肯定或者表示。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笛卡尔在“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里所讲的“我在”应该是“思想”的存在，或者说应该是“怀疑”的存在。

当然，这里的“我在”的存在和“我”的思想这一动态本身有很大的关联。也就是说，“我思，故我在”离所讲的“我在”虽然是一种思想的存在，但是它和精神主体的怀疑、了解、感觉以及“我”的一切内在的意识生活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并不是单独或者孤立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设想我们所想的和我们所感觉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的思想、感觉、了解、愿望等意识活动都应该是确切的事实。

总之，这里的“我在”是一种思想的存在，即精神体、智能或者理智的存在。例如，我们正在看的这本书可能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正在看见这本书的“我们”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我思，故我在”，但是我们不能说，“我在故我思”。按照这样的逻辑，“我吃，故我在”、“我渴，故我在”、“我玩，故我在”、“我踢球，故我在”这些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我吃”、“我渴”、“我玩”、“我踢球”这些动作很可能都只不过是我们的幻想而已。我们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笛卡尔在这里所说的“我思，故我在”实际上是一种很超越的状态。换言之，笛卡尔在“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里所讲的“我在”的确是指一个能直接被意识把握到的思想。

总之，就“我在”这一层面来讲，“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应该是绝对正确的，是不应该为任何东西所怀疑的。任何怀疑和假设，即使是最荒诞不经的假设，即使是最堂而皇之的猜想，都不能把“我思，故我在”的真实性推翻。“我思，故我在”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我思，故我在”和近代哲学

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为基础演绎出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两个分离实体，证明了上帝和外物的存在，在哲学史上确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地位。但是，“我思，故我在”发挥出它的更加耀眼的光芒却是在笛卡尔之后。在笛卡尔之后，“我思，故我在”几乎成为了一条哲学公式。后来的哲学家们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把他们的哲学代换进“我思，故我在”这一公式中加以演绎。第一个借用“我思，故我在”这一公式的是马勒伯朗士，把自己的哲学观点代换到“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命题中的还有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康德对笛卡尔的“我思”哲学持有严肃的批判态度，与其相反的是，著名的哲学家、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对笛卡尔的“我思”哲学大加赞赏。在现代存在主义思潮中，“我思，故我在”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许多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都是从批判、改造“我思，故我在”为起点的，例如萨特。

作为笛卡尔哲学体系基础，“我思，故我在”在笛卡尔的哲学体系中所起的主导作用毋庸置疑。笛卡尔在“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例如，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为基础演绎出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两个分离实体，证明了上帝和外物的存在。在哲学史上确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地位。但是，笛卡尔哲学，或者是“我思，故我在”发挥出它的更加耀眼的光芒却是在笛卡尔之后。例如，有人甚至说，“法国哲学依靠笛卡尔‘我思’已经生活了三个多世纪了。整部现代法国哲学史乃至现代西方哲学史几乎都是在重新解释或从不同角度批判笛卡尔‘我思’哲学中展开的”。可见，笛卡尔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在笛卡尔之后，“我思，故我在”几乎成为了一条哲学公式。后来的哲学家们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把他们的哲学代换进“我思，故我在”这一公式中加以演绎。总之，“我思，故我在”和近代哲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

第一个借用“我思，故我在”这一公式的是马勒伯朗士。马勒伯朗士是法国著名哲学家，与笛卡尔一样，马勒伯朗士也是从“我思”这一角度出发，然后从“我思”演绎到“我存在”这一结论的。

当然，马勒伯朗士和笛卡尔对“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的理解是有区别的。笛卡尔认为，“我思”既是一个直接的认识，并且同时是一个清楚、明晰的认识。我们会以确定的方式知道——我思想，所以我存在。对于我们的心灵来讲，一切清楚、分晰的观念，全都是真的。

但是，马勒伯朗士却认为，“我思”只能达到一种意识。通过“我思”，我们只能把握我们的存在，但并不能把握我们的本质。因为，这种意识虽然是清楚的、明晰的，但不是认识。我们的心灵不仅没有全部理性的观念，而且没有任何观念——甚至心灵自身的观念，我们也并不是直接拥有的。在马勒伯朗士看来，我们的心灵是无能为力的，心灵只有和神相结合才能看到观念，只有在神之中我们才能认识。我们是在上帝之中看一切，认识一切。

很显然，马勒伯朗士就是这样搭起了一座从“我思”通向神、上帝的桥梁。虽然马勒伯朗士的“我思”和笛卡尔所说的“我思”存在这些区别，但是我们还是能很容易地从马勒伯朗士的“我思”哲学中看到笛卡尔哲学的影子。

把自己的哲学观点代换到“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命题中的还有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我思”哲学在康德哲学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康德的“我思”哲学和笛卡尔的“我思”哲学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下面几点：

首先，康德认为，笛卡尔的“我思”是一种经验的“自我意识”，是主体从自我意识到自己在思维、感知、想象的反省——即主体的自我反省。因此，作为主体的自我反省的“我思”只能是一种自我感觉，这种“自我”是一种个体的感知经验，是一种经验的自我。“经验的自我”是靠不住的，康德认为，“自我意识”应该是一种在逻辑上先于任何确定的思维，而又存在于一切具体的感知、想象、思维意识之中的认识的纯形式，不应该仅仅是“经验的自我”，更应该是“先验的自我”。

其次，康德认为，笛卡尔从“我思”推断“我在”时，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是相分离的。并且，笛卡尔把“我在”中的“我”看成是一种单纯的正在思想者的“精神实体”。与此相反，康德认为“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从逻辑上讲是不能绝对地分离开来的。康德认为，“自我”是一种伴随对象意识的能动的功能形式，它是先验的、超时空的，不具有任何感情特征，不是感觉直观的对象；再说，任何存在必须具有来自“自在之物”的感情材料，总在时空之内的。所以，我们并不能直接感知“自我”，继而我们也不能从“我思”中推出“我在”的结论。康德由此得出结论，笛卡尔从“我思”推出独立的精神实体“我”的存在实际上是一个错误推论。

实际上，康德是在批判笛卡尔的“我思”哲学的同时建立了自己的“我思”哲学。虽然我们不能说没有笛卡尔的“我思”哲学就没有康德的“我思”哲学，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笛卡尔的“我思”哲学对康德的“我思”哲学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与康德对笛卡尔的“我思”哲学持有严肃的批判态度相反的是，著名的哲学家、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却对笛卡尔的“我思”哲学大加赞赏。胡塞尔与笛卡尔有着一样的哲学追求，就是都想为“人类认识找到一个无可置疑的起点，从而使哲学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并为各门具体科学提供理论基础。”笛卡尔在这一追求的指导下，通过“普遍怀疑”之后，得出一个无可怀疑的东西就是“我思”。笛卡尔认为“我思想”和“我存在”是在同一个层次上，从“我思想”可以直接证明“我存在”，一个思想着的我是存在着的。笛卡尔就把这个“思想着的我”作为无可怀疑的出发点。

作为与笛卡尔具有同样哲学追求的哲学家，胡塞尔对笛卡尔的这种“我思”有着很高的评价。胡塞尔认为，笛卡尔的这种认识是一种对纯粹的意识活动的一种认识。这种回到纯粹意识活动本身是现象学还原的准备阶段。在此基础上，胡塞尔结合自己的现象学研究，对笛卡尔的“我思”进行了一番改造。

最后，胡塞尔在对“我思”哲学的改造中找到了“先验的自我”。胡塞尔说：“先验的自我的结构是：先验自我——我思——所思之物。”从这一结构出发，胡塞尔认为，“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应改为“我思所思之物”。对此，胡塞尔说：“我思（意识活动）总是指向所思之物（意识活动的对象）。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思想就必须有思想的对象，如果没有思想的对象也就没有思想。笛卡尔怀疑对象的存在，而不怀疑思想，这是不合理的。”可见，通过对笛卡尔“我思”哲学的研究，胡塞尔发现的不是一个经验的自我，而是一个先验的自我。最后，胡塞尔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与自我的意识相关，并且自我通过我思或意向性建立相关的意识对象。

胡塞尔就是这样把笛卡尔的“我思”改造成“先验的自我”，并以此作为他现象学整个理论的出发点和世界一切事物的基点。

在现代存在主义思潮中，“我思，故我在”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许多哲学家的哲学都是从批判、改造“我思，故我在”为起点的。例如存在主义的代表哲学家萨特。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首要目的便是要建立一种以真理为基础的学说。因此，在存在主义研究之初，找到一种绝对真实、无可怀疑的起点便成为存在主义哲学家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萨特把自己的哲学出发点归结到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命题上。萨特说：“主观性应该是哲学的出发点，自然‘我思，故我在’应该是第一真理。”在此基础上，萨特对“我思，故我在”的科学性进行了分析。萨特认为：“在这个实际上，没有一种真理能离开‘我思，故我在’。因为只有借助这个真理，我们才能得到一个绝对真实的自我意识。否则，如果没有真正的自我意识，没有笛卡尔的‘我思’哲学，我们所认识的一切观点都必将成为不确定的或者说是或然性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任何不确定的学说都必将被人遗忘。因此，我们在描述不确定的学说之前必须要先找到一种确定的绝对的真理作为基础，否则我们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又何谈去描述其他东西呢？”但是，什么才是真正的绝对的真理呢？萨特认为，“真正的绝对的真理应该是最简单的，很容易被人们认识的；绝对的、确定的真理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被人们所接受，为人们所直接把握。那除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还有什么更符合这些特征吗？没有！”

在肯定了笛卡尔“我思”哲学之后，萨特又进一步对笛卡尔的“我思”哲学进行了改造。萨特把笛卡尔的“我思”哲学一分为二：“反省前的我思”和“反省的我思”。实际上，萨特所讲的“反省的我思”，有时是指“指向物的反省意识，即对对象的意识”；有时又是指“指向我的反省意识，即以自我为对象，自己与自己相关的意识”。当然，不管是哪种情况，这些都是被反省的。萨特认为，应该有一个使反省成为可能而本身却不再被反省的意识，这就是“反省前的我思”。实际上，萨特的“反省前的我思”正是他的哲学的出发点。

综上所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对近代哲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有人甚至认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是近代哲学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