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1］（1949—1950）

毛泽东55岁时，在1949年10月1日，他走出书斋，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升起国旗。

当毛泽东乘车在长安街上缓慢行进进行检阅时，一辆坦克行驶在他的汽车前面；那是一辆谢尔曼坦克，号码是237438W14。这辆坦克是作为美国的礼物从底特律送到上海，帮助蒋介石消灭毛泽东的。谢尔曼No.237438W14已经为自由世界服务了3个月，现在它从故宫前隆隆地开过，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2］

毛泽东穿着一身新衣服，站在高高的天安门城楼上。一张放大的孙中山肖像在南面微笑着向他发出祝福。几百万人按照天安门广场铺地的石板条上标出的数字站好位置，倾听毛泽东总结斗争的历程并最终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3］

首都30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毛泽东题写了表示感谢的碑文。虽然公务繁忙，政府还是制定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计划，而且毛泽东为其起草了碑文。碑文是以通常的战争纪念碑的风格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4］

碑文首先向“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致敬，在第二段里怀念了“三十年以来”牺牲的人民英雄。令人吃惊的是还有第三段：毛泽东感谢所有那些“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

毛泽东把鸦片战争定为革命的起点。他不只是在回顾3年的反蒋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30多年的历史，而且回顾了受外国凌辱100多年来的历史。

共产党时代并不是作为单独的时间段来看待，而是作为整个反帝斗争时代的顶点来看待，我想，毛泽东的同事中没有一个人会写出这样的碑文。刻着毛泽东的碑文的花岗岩纪念碑，矗立在面积约0.4平方公里的天安门广场上。它代表着一个诉求，要使毛泽东在中国的史册中占有合法的一席。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家和领袖康有为论述政治理想的著作。

毛泽东在一次讲演中回忆说，他上学时崇拜的英雄康有为（在1911年他曾极力主张让康担任总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毛泽东找到了这条路。“唯一的路，”毛泽东转回到马克思主义词句上说，“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5］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成了实现跟中国的山峦一样古老的梦想的工具。

毛泽东暗示，康有为懂得这个目标。毛泽东对马克思所做的，正是康有为对孔子所做的。康有为认为，现代世界里，生命的价值可以在孔子的思想中找到，如果你恰当地解读他的话。毛泽东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确实在中国的过去存在着；它作为目标一直不能达到，是因为在共产党之前，没有人找到从起点到达这个目标的手段。

莫斯科肯定非常吃惊。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从它的欧洲族系中拔了出来，而给了它一个中国出生证。

毛泽东也让西方归位。“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6］他宣布，中国文化让西方可能提供的一切都黯然无光。毛泽东宣称，“艾奇逊之流”对现代世界的理解水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7］。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毛泽东在1949年中遗憾地说道，“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8］农村时期结束了，拿枪杆子的生活也结束了。前面是新的东西：预算问题，地区之间的争吵，官员之间的争斗，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胜利所带来的道德问题。

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任务是明摆着的。有一些国土上的收尾工作需要完成。还未“解放”的是台湾、海南岛（靠近越南的一个盛产香蕉而微风习习的岛屿）和西藏。还有和五六个周边国家乱糟糟的边界问题，那是殖民者告别新中国时遗留下来的。

尽管斯大林在敦促，但毛泽东并不打算碰香港，这是一只虽然伸手可得，但是留在外面仍可为祖国下很多金蛋的鹅。

生产必须搞上去。中国已经打了12年的仗，而且在那之前已多年处于半战争状态。工厂已经破败。交通状况对中国这个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国家来说，简直是个笑柄。在40年代末，钢铁生产差不多完全停顿了。

5.5亿中国人必须组织到一个网络中。这是共产党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因为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共产党神奇的统治之外。毛泽东把中国群众比喻为一张白纸，这张白纸除非在书法家面前铺好，否则，什么东西也写不上去。

为了让中国开动起来，毛泽东需要调动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在他第一届政府的24名部长中，有11名是非共产党人。14个政党被允许在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幕中饰演他们的角色。在1949—1950年毛泽东几乎没有使任何人害怕。

除非他们非常认真地阅读了他所写的东西。毛泽东把国家恢复阶段称为“新民主主义”。在这个阶段，私人企业可以和国有企业并存。但是，他的意思是，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阶段，而不是社会的一个固定模式。他从未隐瞒，随之而来的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向社会主义过渡是要走向阶级的目标。^［9］

毛泽东在一次内容充实的执政前演说《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制定了这一进程。他在提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版时，用“人民”代替了“无产阶级”。这不是在玩把戏。一个明显的原因是，毛泽东革命的参与者比列宁的更为广泛。在中共的敌人中，侵略中国的敌人曾经非常突出，因此很多阶层的中国人都支持共产党。一提“帝国主义”，回应就是“人民”。

另一方面，毛泽东使用“专政”一词，不只是从词句上向马克思致敬。他的意思是要把它作为重塑中国社会的方法。他泰然自若地宣布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任何事情——简直是太多的事情——都取决于在变革的时代究竟谁属于“人民”。

关于阶级目标，毛泽东也非常直率。他为建立人民共和国而升起的国旗上，在红色背景上有五颗黄色的星，有一颗星比其他四颗星大。在天安门上闪耀的五颗星，代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实行的妥协中包括的五个阶级。但是，那颗最大的星是无产阶级。

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时，毛泽东收拾行装准备做第一次国际之旅。他要到莫斯科和斯大林会面，正式表明人民共和国要一边倒。他觉得已准备好在共产党政权的源头露面——这是在他所有的高层同事这样做过几十年之后了。

194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是毛泽东关于总路线的题词。

56岁的毛泽东，这位5.5亿亚洲人的马克思主义首领，要去和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教皇”，70岁的斯大林，讨论未来的问题。

毛泽东回到紫禁城时，大概对《别了，司徒雷登》的尖刻感到后悔了。因为对严寒的苏联首都的访问非常艰难。“斯大林不愿意签订条约，”毛泽东回忆说，“经过两个月的谈判，他终于签字了。”^［10］

在莫斯科，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以外的世界。他观看了芭蕾舞，但并不欣赏。他努力吃下对中国人来说好像没有做熟的大鱼片和肉块。

毛泽东面对的是斯大林的傲慢态度，这个人仍然没有认识到中共胜利的重要性。“又一个铁托”，是这位苏联领导人1949年对毛泽东的诅咒语之一，“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11］是另一个诅咒语。毛泽东在受到这种压力的时刻，又一次病倒了^［12］；这似乎证明了生病的原因是焦虑，而不是俄罗斯甜菜汤和伏特加。

斯大林对中国的兴趣和毛泽东对中国命运的观点互不相容。斯大林把社会主义中国，看作是在他马克思主义课堂上新来的一个小学生，坐在一起的还有波兰、匈牙利和其他国家。他期望新中国像东欧所做的那样膜拜苏维埃祖国并“进贡”产品。

毛泽东把他的革命看作是自成一类。他觉得，他放的这一炮，在以后数十年中，将回响在整个非欧洲的世界中。对他来说，要让他把对中国的自豪感适应于在一个并非由中国造成的复杂世界局势，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左图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大会

右图　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和斯大林出席《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的签字仪式。

斯大林有时让毛泽东像信差一样等待。一连几天，斯大林不跟毛泽东联系；而且，由于斯大林没有下令让任何别的人与毛泽东谈话，所以没有一个苏联人敢去看他。毛泽东感觉受到冷落，有一次，他威胁说要收拾行装回中国。

毛泽东从东道主那里只争取到3亿美元的贷款（5年期）。贷款必须以中国的产品和原材料偿还，还要加上百分之一的利息。这样的援助比莫斯科给波兰（不足中国的二十分之一大的一个国家）的还要少，只有苏联军队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从东北搬回家的设备价值的大约三分之一。^〔1〕

不仅如此，毛泽东刚回到北京，卢布就贬值了百分之二十，这使本来就不多的3亿美元又减少了6000万美元。

斯大林为他的贷款讨到了大价钱。毛泽东同意了三个苛刻的条件。直到1952年（事实上是直到1955年），苏联都将保留对东北一些地方的控制权：大连和旅顺口这两个入海口和东北铁路。要建立合资公司以开发新疆西部沙漠中的矿藏。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至此一直指称它属于中国）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为主权国家。

毛泽东看上去很烦恼，也确实如此。这些让步，触动了他民族自豪感的核心。而且，只得到一笔他所希望的数目的十分之一的贷款（据印度政府人士消息），是一件丢面子的事。

从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以来，他第一次面临着一些中国人的批评，他们希望对待斯大林应比他当时所做的更强硬些。^［13］《为什么要一边倒？》是一份提出质疑而在民间流传的传单。北京的一些人在一个巧妙的口号下，公开抗拒和斯大林结盟：“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14］

毛泽东是一个比斯大林更细致的人，但是斯大林比毛泽东有更多的世界经验。毛泽东在外国土地上较量，就不如在一摞摞的古书、紫禁城的红色柱子和浓密树荫陪伴中进行较量那么得心应手了，比如像后来对赫鲁晓夫所做的那样。

甚至连毛泽东确实得到的那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十一二年内，也在他口中变成了无用的东西。北京的一些人物（不是中共高层同事，而是知识分子）不久就低声咕哝道：“我早就告诉过你会是这样。”

当被问到此行的目的时，毛泽东对斯大林说：“我要的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15］斯大林不懂毛泽东的意思，但是在中国驻苏大使向苏联外交部长做了解释以后，莫斯科知道了毛泽东的目的：他想要一个条约，它在世人眼中要好看，同时又好吃，就是要对中国有好处。斯大林同意了，希望跟毛泽东一起签署所达成的条约。毛泽东反对说，他是党的领导人，不是政府首脑，斯大林应该和周恩来一起签字。斯大林不愿意跟周恩来一起签字，所以由两位外交部长签署了条约。

苏维埃中国是否要受莫斯科控制？斯诺曾在20世纪30年代问过毛泽东。毛泽东少有地潇洒了一把，回答说，如果能发生这样的事，那“也就可以修一条铁路到火星上去，并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2〕先生那里买火车票”^［16］。然而，在1949—1950年，毛泽东觉得他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在斯大林面前屈膝。他已经失去美国，他需要北方的安全和对付日本的保证，他能拿到在别处得不到的这3亿美元也算可以了。

毛泽东似乎也敬畏斯大林。

他意识到他对斯大林的重视，大于斯大林对他的重视，但是，这没有让他转而反对这位马克思主义的“教皇”。的确，近期有足够的理由让毛泽东怀疑斯大林。直到马歇尔已经放弃了蒋介石以后很久，莫斯科还一直抱着蒋不放。^〔3〕斯大林至少间接地帮助了共产党党内那些在1948年愿意和蒋介石打交道的人。

不过，对毛泽东来说，斯大林还是比杜鲁门和艾德礼要好一些的朋友（怀疑毕竟不比敌意更坏）。莫斯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24小时就承认了它。如果说斯大林是最后一个承认蒋介石失掉了大陆的重要领导人，那么，他是第一个承认毛泽东赢得了大陆的人。

虽然斯大林在东北的行为像有时所认为的那样，并不是反中共的，但是这些行为是基于惊人地低估了中共对未来的把握。当斯大林洗劫沈阳的工厂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毛泽东在一两年之内就控制了这个城市。^〔4〕

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以后不久，斯大林开始喜欢上菠萝。“发封电报给中国人，”他命令马林柯夫，“说我想要他们拨给我们一块地方，我们可以在那里建一个菠萝罐头厂。”赫鲁晓夫和气地警告斯大林说，中共不喜欢在中国土地上有外国工厂。“这肯定会让毛泽东不高兴。”这位后来成为做这种事的专家的人说。

毛泽东不喜欢斯大林的想法，但是他的电报是温和的：“如果你们对菠萝罐头感兴趣，可以给我们贷款，我们自己建工厂，用工厂的产品偿还贷款。”斯大林又怒又骂。结果是中国菠萝没有为克里姆林宫的餐桌增光。^［17］

然而，毛泽东从没有像放弃很多其他人那样放弃斯大林。

毛泽东在1950年降低了他自称是有独特创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调子，以避免让斯大林的形象冒受到损害的风险。这表现出毛泽东对莫斯科抱有一定程度的、固执得离奇的尊敬。他甚至要求斯大林派一位有才智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到北京，以便在《毛泽东选集》于1951年开始付印前进行审查。

在毛泽东进入60岁这一年，传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毛泽东称这位苏联暴君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5〕［18］}。另一方面，他没有飞往莫斯科参加葬礼，他是苏联阵营唯一没有前去的共产党领导人。

这两种反应都是有意义的。毛泽东佩服斯大林，同时又觉得只有他自己有资格成为世界上下一个斯大林。通过不参加葬礼^〔6〕，毛泽东似乎把自己提升到高于苏联阵营其他领导人的地位上。

若干年后，甚至在斯大林被他自己的同事剥去神圣的外衣以后，毛泽东也拒绝在公众场合批评斯大林。但是，他在1956年11月告诉他的同事：“在我的一生中，我有三次写文章称赞斯大林。在延安是他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在莫斯科是他七十岁生日的时候，这次是在他逝世之后（1953年）。所写的这些没有什么意义——是不得不说这些事。”^［19］

毛泽东最早的重要国家法案是婚姻法和土地法。这两部法律都是对旧中国的沉重打击，都似乎是把个性给予了至此还没有个性区分的中国大众。毛泽东寻求让农民可以自由选择配偶，并拥有一块他自己的土地。但是让人民获得自由而成为自由的个体，不是毛泽东的最终目标。他心里有个崭新的宏伟设计。在这个设计里，中国群众再一次成为摆设，就像他们曾经是封建主义的宏伟设计的摆设一样。毛泽东不打算把中国变成一片杰斐逊式小耕作者的土地。

消灭地主并把土地分给耕作者是第一步。对于身上没有了枷锁的中国农民来说，这是一大步，几乎像是皈依另一种宗教一样。农村的穷人因为没有了约束，处死了成千上万的地主。

不过，这只是一次风暴，而不是气候的改变。耕作者不久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入伙于公社。

在政治上，毛泽东仍然是一个家长式的统治者。中国过于落后，不可能稳定地一跃而进入现代社会。要达到毛泽东信奉的民主与平等这两个价值观，的确是很复杂的。

一部婚姻法和一部土地法，不可能一夜之间就结束旧中国顽固的社会差别。对社会进行监护仍然是当时要做的事。

意识形态至少赢得了中国的词语。“人民”终于当家做主了。和平到处受到“帝国主义”的威胁。苏联是世界上“民主”的展示窗。《毛泽东选集》的第一卷在1951年印了200万册，它提供了这些固定的提法。嘴皮子上，如果不是灵魂上的话，达到了协调一致。

左图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群众宣传《中国土地法大纲》。

中图　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人民群众宣传土地改革政策

右图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河北省万全县的农民在丈量分得的土地

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人民共和国的样子，在1950年就基本成形了。属于二元统治的舞台道具已经搭好。在前台位置的，是适于生活中每个舞台和阶层的组织：妇联、共青团、工会、少先队。在后台位置，是共产党——它无处不在，而且是有武装的。

去开会成为一个人新生活的标志。一些厌倦开委员会会议的人，或许会哭笑不得地注意到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段话。“如今是委员世界呀，”毛泽东引用一个地主在1927年抱怨新的农民协会时说的话，“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20］

“哲学”，每个书店都有一个部分标着这样的标签。在它后面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哲学还能意味着别的什么东西呢？探索已经结束，答案都在书架上。

在四川省的某些地方，1948年后期，人们还从没听说过毛泽东。尽管毛泽东已经通过控制部分华北地区15年而提前走了一步，但是，由于中国非常庞大，要想把统治网覆盖全国，仍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毛泽东把邓小平派去负责四川和西南其他省份的事务。

在上海一次没完没了的里弄会议上，一位文盲老妇被要求就新宪法草案发表看法。在上海话里，“宪法”和“戏法”的发音几乎是一样的。对这位老妇来说，讨论似乎是关于“支持新的戏法”。当急切的共产党员催促她发言时，她鼓起勇气宣布：“我活了73年，我记得只看过一次戏法。人民政府现在要表演新戏法，因此我支持。我一定要去看看。”主持人气愤极了，会议一直开到半夜，直到这位老妇说出了一些热情支持宪法的话为止。^［21］

“人到老年就要死亡，”毛泽东庄严地对着一批党内听众说，“党也是这样。”^［22］这个自明之理可能使一些人吃惊。死亡并不总是一个礼貌的话题，在共产党人中间就自己的党谈论这个问题，尤其如此。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毛泽东在提到他引入的阶级制度时说，“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23］确实是这样，那么前者都会是好的吗？是不是毛泽东对他青年时期留在长沙的无政府主义，仍然有一点留恋不舍呢？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们来看毛泽东。“要有较多的独立性。”毛泽东告诉他们，虽然他们周围的每一个声音都似乎在说相反的话。“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他大声说，“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他命令他的来访者确保“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24］

委员会确实是太多了？毛泽东接着说的就是这一点：“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

这些年轻的干部给他看一份他们提出的团章草稿。有一条说：“不要背后乱讲。”已经对纸面规定和实际行动之间的差别有了解的这个人忠告说：“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

“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他说道，“是在通过革命实践过程对领导者有了了解之后。”那么，既然革命的战斗都已经打赢了，年轻的干部们怎样才能建立信誉呢？

成功改变了毛泽东领导的性质。矛盾之处在于，当共产党控制了中国以后，毛泽东发现，党本身却难以控制了。在延安和内战期间，在他亲自领导的意义上说，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我们一进城，”几年以后毛泽东在事后说，“就四分五散，各管一方。”^［25］

“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毛泽东不久就抱怨说，“以后还要出外走走。”^［26］治理一个将近6亿人的国家的工作量，需要在毛泽东和基层之间有迷宫般的中间层次。^〔7〕其条块的划分，让毛泽东觉得他正在失去控制。

在胜利前夕，毛泽东欣然谈到“一切权力”将落入“中国人民的手中”^［27］。“一切权力”，被证明是个难以捉摸的东西，“人民”也不容易界定。1949年的毛泽东，绝没有预见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总体的局势。

左图　毛泽东批阅修改的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右图　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立即受到了数万万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第一个使他强烈吃惊的，是朝鲜战争。

1950年6月很热的一天，毛泽东就强加给中国的“两个关”发表讲话。^［28］“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他在长时间讲到土地改革这第二关之前说道。第二天，他推动同一个政府讨论会通过了一项关于让战士复员回到家乡省份的决议。

就在第二天，北朝鲜的军队进入南朝鲜。两天以后，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决心抗击对南朝鲜的进攻，并且派第七舰队保卫台湾海峡。

西藏和台湾是毛泽东仍然期望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发挥作用的两个地方（海南已经在当年春天的一次干净利落的两栖作战中拿下）。在紧靠朝鲜的东北地区，还没有整装待发的解放军部队可以随时投入作战。

不过，从1950年春天，毛泽东就已知道金日成进攻南朝鲜的计划，并心怀同情。“我们应该帮助一下金日成。”他在莫斯科对斯大林说。^［29］虽然他从危机一开始，就准备把中国军队投入朝鲜，但是这样做的时间和条件，都受到他与莫斯科关系的很大影响。虽然斯大林从1948年以来一直强迫毛泽东对美国更强硬些，但是莫斯科不想直接涉足朝鲜战争。“对你们（中国人）来说，是有可能帮助朝鲜人民的，”斯大林在中国军队准备进入朝鲜时对周恩来说，“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不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好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30］毛泽东很有理由对朝鲜进行干涉，但是他处境复杂，希望在行动之前得到斯大林的支持。斯大林希望金日成进攻南方，但只是在毛泽东参与其中的情况下。

毛泽东认为朝鲜这块地方和中国一样同受日本的蹂躏，而且从1945年起，也是杜鲁门一心要在中国家门口叮当作响的链条上的又一个环节。^［31］

毛泽东认为对中国的利益而言，它还是个重要的地方。地理位置使其如此——中朝边界沿着鸭绿江和图们江蜿蜒达800公里。

当麦克阿瑟将军在战争目的上变得雄心勃勃时，毛泽东通过印度驻北京大使向美国转达了他的立场。^［32］虽然不带有鹰派味道，但立场是明确无误的：如果麦克阿瑟把战争打到中国边境或者跨过中国边境，中国将介入。

然而这是战略性的。周恩来通过印度转达的警告，则意在让中国对朝鲜的介入具有防御性形象。在美军的仁川登陆使战况对金日成不利之前，而且肯定是在美国军队到达鸭绿江之前，毛泽东已经被金日成和斯大林拖入得很深，中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毛泽东1950年5月在北京秘密地会见了金日成。到8月，他在给彭德怀的一封电报里要求他准备好12个军，以备“机动用途”^［33］，显然他心里想的是朝鲜。在仁川登陆以前，毛泽东在鸭绿江边有25万人的部队。在这段时间里，斯大林一直在催促毛泽东进入朝鲜，并暗示苏联会供应武器，而且给予空中支援。美国军队在10月1日跨过鸭绿江的主要后果是，金日成原本对中国直接介入持犹豫态度，现在他希望中国这样做了。骰子已经掷出。在政治局决定性的会议上，毛泽东举着斯大林的电报说：“老人家（斯大林）发文要我们行动。”^［34］毛泽东投入行动以后，斯大林用军事援助支持了他。

在准备进行干预的过程中，毛泽东考虑到既要支持金日成的革命目标，也要关心他自己和斯大林的关系，还要照顾到意识形态信念，即中国革命的巩固需要革命的外交政策。他必须在这三者之间搞好平衡。他没有寻求和美国打仗，在同意金日成向南进攻的计划时，他认为华盛顿不会干涉，至少他是这样告诉斯大林的；同时希望斯大林相信，当毛泽东采取行动解放台湾时，华盛顿也不会进行干预。^［35］

1950年10月，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但是基本事实是，尽管北京许多高级同事有疑虑^［36］，而且苏联并没有提供所希望的空中掩护，毛泽东还是在朝鲜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他的决心，部分地是由于他害怕朝鲜冲突会给中国自己引来“反革命”的威胁。“如果我们不派军队，”他说，“当敌人的军队逼近鸭绿江时，国内外的反革命就会头脑发热。”^［37］他给当时在苏联的周恩来发电报，强烈地表示要进行干预：“总之，我们将要而且必须参加这场战争。这样做将会特别有好处，不这样做会特别有害处。”^［38］

毛泽东对朝鲜的战斗实行事必躬亲的领导。他非常焦虑，在五天时间内，向在前线的彭德怀发去了不下18封含有详细指示的电报。在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的烟灰缸每两小时就得清空一下。

毛泽东的大儿子岸英，在毛泽东开始与江青的新生活时，与贺子珍和他那精神有毛病的弟弟一起去了莫斯科。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岸英都是学生。他试图让自己适应苏联的生活（虽然他不是跟苏联人而是跟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路易吉·隆哥的儿子住一个房间），他的继母在精神病院度日，而他弟弟岸青，则大部分时间跟一位金发碧眼的俄国女郎一起下棋和嬉戏。

岸英1945年回到中国。毛泽东认定他对书本知识已经懂得够多了，但是对农活儿懂得不够。因此，岸英离开北京，在河南省的一个村庄干起了拉粪肥的农活儿——铲起粪肥装进袋子，并赶着驴子运送散发着恶臭的袋子。

毛泽东很高兴地看到他儿子学着做他自己在成为学生之前被要求做的杂活。毛泽东对待岸英的方式，有毛泽东的父亲对待毛泽东方式的影子。^〔8〕

抗美援朝期间，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亲自起草或签发了大量指挥作战、谈判的电报。这是其中的两份。

岸英遇到了一位姓傅的漂亮女孩，希望和她结婚。虽然有江青为他说情，毛泽东还是反对。“见了漂亮的就都动心，这一条我就不敢理解你了。”他说，“婚姻对你来讲，既是婚姻大事，也关系着我们的革命事业。”^［39］后来在西柏坡，岸英遇到了他希望迎娶的另一个女孩。毛泽东假装同意，但是随着事情的发展，他又阻止了这个婚姻，理由是女孩才18岁，太年轻了。父亲和儿子发生了激烈的争辩，结果毛泽东气喘吁吁，浑身发抖，岸英则痛哭一场。毛泽东问警卫员：“你看我对谁更亲啊，是我的儿子，还是你？”^［40］

毛泽东觉得，他儿子既应该学习养猪，也应该学习打仗。他要彭德怀将军把岸英带到朝鲜前线去做中俄文翻译。有一天，美国飞机轰炸了设在朝鲜山区的人民志愿军第二军的司令部。由于直接命中，大部分工作人员阵亡了。岸英躺在血肉模糊的尸体中间，壮烈牺牲。听到这个消息，毛泽东一整天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坐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在拉锯战之后，到1952年，情况变得很可能任何一方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条件取得朝鲜的统一。然而，毛泽东对同意停战是否英明存有疑问。“我告诉斯大林和金日成，”他说，“如果我们坚持再打一年，美国人将会失败，朝鲜就会统一。他们将什么也得不到。大老板（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想停战。我能怎么办？只得停战。”^［41］不过，在停战协议签署的那天，毛泽东走出办公室，扯着嗓子高兴地唱了一段京剧。

1946年1月，毛岸英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父子重逢，喜悦溢于言表。

毛岸英、刘思齐结婚照。

如果毛泽东不是在朝鲜闪了一下预示危险的黄灯，中国和美国可能会于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海峡打一仗，也可能于60年代在印度支那边缘打一仗。然而，朝鲜战争在毛泽东的生活和工作上投下了深深的阴影。他儿子的死一直悬在他心上。战争耗掉了中国大笔的钱。毛泽东在1952年说：“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42］

另外的影响甚至持续的时间更长，影响到中国以后几年的国际地位。在1950年秋天的一天，两位仍然住在北京的美国人看到一群人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附近的布告栏旁边。布告栏展示的是摘自《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柯里尔》双周刊的段落（《人民日报》上登载了译文）。这群中国人情绪极为激愤。^［43］

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摘下的一段，包括一幅北朝鲜和中国东北部分的地图，有箭头从北朝鲜指向中国各城市，还注明了飞行距离。摘自《柯里尔》双周刊的文章也有一幅地图，红色箭头从中国台湾、朝鲜、日本本土和冲绳岛伸进中国大陆。两幅地图都是在毛泽东派遣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以前在美国发表的。

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

“抗美援朝”的口号，很快就响遍了全中国。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通信线路被割断，就像是突然断电了。一直对“绅士之国”——如毛泽东现在讥讽地称谓美国那样——持开放态度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夜之间就僵住了。“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像兔子似的被追逐。在1950年还是不受检查的生活结构一部分的思想、歌曲、绘画，到1951年就变成“颠覆性”的了。

朝鲜战争挽救了蒋介石政权。它使美国重新拥抱国民党，而这在六个月前似乎是不可能的。朝鲜战争确保了“毛主席万岁”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不会飘扬在台湾上空。^〔9〕

在毛泽东做出介入的决定以后，他给新华通讯社社长胡乔木发了一封电报，命令他不要再公开声明将在特定时间内解放台湾。“从现在起需注意，”他写道，“我们仅仅是说准备解放台湾和西藏，但并没有说在什么时候进攻。”^［44］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有一个清晰的观点，即认为山姆大叔正在阴谋策划从三方面进攻中国：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华盛顿的所作所为大大地鼓励了这个观点。这种观点作为毛泽东亚洲观的核心，持续了15年。

“我们革命成功的时候，”毛泽东数年后在成都对一些党的领导人说，“斯大林说它是假的。”毛泽东接着通过对后来发生的事情的坦率总结而使听者震惊：“我们不与他争论。当我们一开始抗美援朝战争，我们的革命才变成真的了。”^［45］然而，如果说斯大林学到了尊重，那么毛泽东则学到了不信任。如果说毛泽东在1949—1950年没有和斯大林“争论”，那么，中国在朝鲜的断瓦残垣中赢得的新的威望，就让他更想讲出反对莫斯科的话——在私下里。

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同盟并非坚如盤石。如果毛泽东没有把25万军队投入朝鲜，如果麦克阿瑟在得意忘形中从北边攻入中国，斯大林是否会保卫中国？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毛泽东对此持怀疑态度。

确实发生的事情是，毛泽东冒了所有的风险。中国开进了朝鲜并站在金日成一边进行战斗，而苏联则稳当地坐在那里，为金日成说话。

考虑到朝鲜战争在国内外对中国的影响，必须说，如果毛泽东没有介入的话，他的日子可能会更好过些。他失去了解放台湾并尽快在联合国取代国民党而占据中国席位的机会。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都失去了和美国建立合作关系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朝鲜战争在中国内部的影响是，促进了阶级斗争而把经济建设放在了不恰当的地位。

若干年以后，在一次谈到在斗争与妥协之间找到平衡的必要性时，毛泽东提到了朝鲜战争。“妥协总是要的，”他说，“我们不是在朝鲜的三八线同美国人达成妥协了吗？”^［46］

毛泽东追忆说，他曾准备让北朝鲜走它自己的战后之路。“遵照斯大林的逻辑，”他对王力说，“既然中国帮助朝鲜打了仗，朝鲜就是我们的了。我不同意。朝鲜是属于朝鲜人民的。我们帮助他们，他们也帮助我们。我们会从朝鲜撤出我们最后一名战士。朝鲜不仅要摆脱美国人，也要摆脱苏联人——他们应自由地管理他们的事务。”^［47］

胡志明在1950年和1951年两次秘密到北京会见毛泽东，毛泽东慷慨地安排了对越南革命者的援助。胡告诉毛泽东他想让罗贵波（毛泽东已经指派罗担任越南人的中国顾问）充分参加河内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在必要时提出批评意见。毛泽东同意了，但是告诉胡志明必须由越南人独自作决定。胡志明离开之后，毛泽东对他的特使罗贵波说：“长征前你在苏区，你一定知道李德（奥托·布劳恩）了？”罗的确知道这位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共产党的顾问。毛泽东开始滔滔不绝地讲李德怎样不懂中国情况，怎样不听跟自己不同的意见。“你在越南工作，”他对罗说，“要好好吸取李德在中国的教训。”毛泽东了解在亚洲共产党人中民族主义的力量，朝鲜使他在这方面有了丰富的经验。^［48］

注　释

〔1〕在整个中苏同盟有效期内，即从1949年到1960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总共只有15亿美元，不到美国同期向蒋介石小小的台湾提供的援助的40％。见J.Harrison's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p.435。

〔2〕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英国著名小说家，尤以科幻小说创作闻名于世。

——编者注

〔3〕晚至1949年8月，斯大林还在和国民党政府谈判，试图在新疆诈取一些特权。毛泽东的1949年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提到“有些人”“耍着花腔”并“化成美女”，试图冲淡最后的革命高潮，这里显然包括斯大林。见SW, IV, pp.301, 304。

〔4〕毛泽东在东北问题上一直小心翼翼。他的老对手、长期在苏联的李立三，1945年和苏军一起进入东北。毛泽东没有阻止李立三在40年代末期在那里担任共产党相当高级的职务。

同时，毛泽东谨慎地保持中共的神经中心远离东北和那些“莫斯科男孩”。离开延安以后，他没有如他本可以很容易做到的那样在沈阳建都，而是在一段时间里，把他的政权放在马背上不断转移。

〔5〕他的声明《最伟大的友谊》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

〔6〕周恩来去了莫斯科，而且是参加扶柩的唯一外国人。毛泽东的妻子当时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里住院，穿着斯大林亲自下令为她定做的深绿色衣服，但是她没有参加葬礼，也没有和苏联领导人有任何直接接触。

〔7〕毛泽东像卢梭一样只相信与群体的直接联系。“我不相信选举，”他有一次说道，“在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两个人，全国就有四千多人；选四个人，就有一万人。哪里有那么大的地方让那么多的人开会？谁能认识那么多的人？”见Talks, p.279。

〔8〕苏联学者认为，毛泽东对岸英在苏联学来的某些思想感到恼怒，他们还说岸英对围绕他父亲的“领袖崇拜”提出过批评，他们的说法可能有几分真实。他们说岸英被要求对他不合时宜的观点“写出检查”，而且有一段时间，若未经书面批准，则禁止他到毛泽东的住处去。

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在苏联期间，都读不好写不好中文，除了需要在伊万诺沃的国际学校学习俄语以外，还得在另一个学校学习中文。听说这些，毛泽东一定非常震惊。见Vladimirov andRyazantsev, p. 54。

〔9〕对毛泽东来说，一种令人恼怒的美国政策模式似乎在朝鲜又重演。在1944—1946年，他面临的问题，是要找出哪一种美国人的话可信。1950年也是这样。他应该对杜鲁门谨慎的语言感到放心，还是应该对麦克阿瑟救世主似的话感到惊恐呢？关于朝鲜问题，使他绞尽脑汁的情况大部分发生在杜鲁门通过解除麦克阿瑟职务而割除违抗命令的疖疮之前。这个经历，有助于他在20年后欣赏基辛格干脆利落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