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帛书是中国古代书籍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常与简牍并列而称为“竹帛”。《墨子·明鬼篇》：“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可见关于帛书的记载，早已著于先秦文献之中，其历史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但是，作为具有书籍意义的帛书实物则久已佚失，一直到20世纪才重见于世。因此，如果我们要描述帛书的演变历史，就会因传世帛书的稀少和文献记载的缺乏而无法进行。在这种意义上说，帛书也许并无“史话”可言。但假若我们换一个角度，将重点放在帛书原物重新问世后，帛书的流传、整理、研究的历史上，那么，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帛书研究，足可以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历史来回顾和描述。因此，本书虽名为《帛书史话》，实则是20世纪内帛书原物的发现、流传、整理、研究的历史小结。

迄今为止，经考古发现出土的帛书原物主要有三批。其一是英人斯坦因于1908年在敦煌发现的两件帛书；其二是长沙蔡季襄于1942年在长沙获得的著名的楚帛书；其三则是湖南省博物馆经科学考古发掘，于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的大批西汉帛书。这三批帛书，除敦煌那两件书信体帛书外，另两批具有典型的书籍意义的帛书都出自长沙。因此，有关帛书的整理研究，自然与出土帛书的这块土地，与工作在这块土地上的学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本人虽是后学，但亦有幸因工作需要而忝列于马王堆帛书整理研究的行列之中，从而对帛书的发现与流传，对帛书的整理与研究有着较为清楚的了解。

帛书的发现和流传，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是楚帛书。但时贤的论著中，也许是因为所依据的材料不太翔实，故对此多语焉不详。笔者借助地利之便，仔细翻阅了蔡季襄的档案，从中知道了许多楚帛书流出国门前的详细情节，同时，承李零先生慨允，他亲自向笔者介绍了他在美国所调查到的有关楚帛书在美的流转情况，从而使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楚帛书流传史实有了一个脉络清楚的轮廓。因此，笔者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书中较为翔实地叙述了楚帛书的流传始末。

马王堆帛书数量较多，由于整理的艰难和其他种种原因，帛书的释文至今也没有全部发表，因此有关帛书的篇目，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定数，或称28种，或称30多种，这种现象，早已困扰了许多学者。其实，如果以一篇帛书作为一种来划分帛书的话，马王堆帛书应该是6大类44种（没有文字的帛图除外）。所谓6大类即《汉书·艺文志》所刊的六艺类、诸子类、兵书类、术数类、方技类以及其他等6个门类。按照这种认识，本书在兼采各家时贤之说的基础上，间以个人之管见，分别对44种帛书的内容进行介绍，然后，以类为经，以1994年底为截止期，对已发表的帛书研究成果作了一次粗线条的综合评述。由于介绍帛书的内容又势必要涉及帛书研究的成果，因此，两者或有相重之处，但考虑到阅读的方便，笔者也就任其自然互见了。此外，为准备本书的写作，笔者曾广加搜求，编有一份《马王堆帛书研究论著类目》，经补充后，已刊于《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四集，读者可参考。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笔者曾多次得到谢桂华先生、李零先生、魏启鹏先生的帮助和指导，同时，还承台湾的陈文豪先生、吴福助先生和日本的池田知久先生、近藤浩之先生惠赠有关海外帛书研究的资料和信息，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