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景教和也里可温

1 唐朝的景教

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第一阶段在唐朝。贞观九年（635年），叙利亚人阿罗本从波斯沿丝绸之路抵达大唐首都长安，并留在那里译经建寺传教。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下令“禁佛”止，阿罗本所传之教在华有200余年的历史，留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座和其他一些典籍。《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建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此后不久，这座碑和碑文中所叙述的宗教便销声匿迹了。尽管有的史书如《唐会要》和《册府元龟》曾提到过“经教”或“波斯胡教”，但是史学家们只把它当做佛教的一个变种来看待，以至于在唐朝和唐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基督教曾在唐朝存在过。直到明熹宗天启三年至五年（1623～1625年）景教碑在今陕西省西安附近挖掘出土后，这一宗教才被称作“景教”而为人所知。据钱念劬撰《归潜记》载，“景教者，基督旧教之聂斯托尔派也”。又据潘绅撰《景教碑文注释》载，“名为景教者，犹言耶稣教也”。由此可知，唐朝的景教为基督教的一支，是古代基督教东方教会聂斯托利派传入中国之基督教的称谓。

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是对赞同和同情聂斯托利（约380～451年）主张的部分基督徒的总称。聂斯托利是叙利亚神学家，428～431年担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正统基督教坚持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基督只是其中的一个位格，他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而聂斯托利却主张基督二性二位说，认为基督具有两个位格，否认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结合为一个本体，认为马利亚只是作为人的耶稣的母亲，拒绝把她视为崇拜对象。在431年举行的以弗所公会议上，聂斯托利被革除教籍，他的主张被判为异端邪说，遭到谴责。由于罗马帝国的迫害，不少聂斯托利派基督徒被迫逃往波斯。他们传教的足迹从美索不达米亚一直延伸到中国海，活动相当活跃。

（1）景教在唐朝流行始末。从汉朝开始，中国和波斯的交往就很密切。到了唐朝，两国的友谊达到高潮，波斯的使臣和商人留居中国的很多。唐朝初年，朝廷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政策，国泰民安，贸易昌盛。当时的国都长安闻名遐迩，成为东方最繁华的国际城市。唐太宗对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中国已有的儒释道都得到重视和发展，外来的宗教如从波斯传来的火祆（音xiān）教、摩尼教和景教也得到优容。

景教，意为光明正大之教，据明朝李之藻撰《读景教碑书后》载，“景者大也，炤（音zhào）也，光明也”。它是唐朝传入中国的聂斯托利派教内的自称，而且在晚唐时才通用，教外典籍一般称它为经教、波斯经教、大秦教、大秦法、弥施诃（音hē）教或迷诗诃教（弥赛亚教）。据《唐会要》第49卷记载，阿罗本抵长安3年后即唐贞观十二年七月，唐太宗颁布诏书：“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这个诏令与景教碑的记载基本相同，意思是说波斯人阿罗本从很远的地方来到长安，奉上景教，经过详细考察研究景教的基本宗旨，发现它玄妙深奥，研究它的根本要理，觉得它不仅完备而且简明扼要，景教对人对事都有益处，应当传播给天下百姓。皇上下令立即在长安义宁坊盖大秦寺一座，安置阿罗本等21位僧人。自此揭开了基督教在华的历史序幕。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研究和认识景教最重要的文献，其中第二部分对景教在唐代的历史作了详述。根据《景教碑》的记载，阿罗本抵长安时受到太宗皇帝的礼遇，太宗命令宰相房玄龄率领仪仗队到西郊远迎。进入京城后，阿罗本便向皇上献上圣经圣像，并向皇帝解释教义。不久，太宗又下令有关部门将皇帝的肖像摹画于新建的波斯寺的墙壁上。“天姿泛彩，英朗景门”，景教僧当时的喜悦之情，由此可见一斑。唐高宗李治登基后，继承了太宗宽容宗教的政策，使景教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曾下令在各州设立景教寺，推崇阿罗本为“镇国大主教”。景教在那时号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可见景教的规模和势力还是很可观的。

然而，武则天当政后却推崇佛教，抑制景教。根据《景教碑》的记载，佛教徒曾在洛阳对景教进行谩骂攻讦。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年），景教在长安又受到一些士大夫的诽谤和耻笑，多亏景教寺寺主罗含、主教及烈和其他从西方来的高僧的努力，教会的地位才得以勉强维持。玄宗继位后即令其兄弟宁国等五王“亲临福寺，建立坛场”。天宝初年，他又下令高力士送来五位皇帝的画像安放寺内，同时“赐绢百匹”，挽救景教于危难之中，使景教的地位得到巩固和荣升。天宝三年（744年），佶和主教从大秦国来到长安朝贡，玄宗下令邀请景教寺寺主罗含、普论等17位僧人与佶和主教一起到兴庆宫做礼拜，并亲自为景教寺题了匾额。这一时期，景教寺名发生了变化，但景教碑却未予记载。据《唐会要》第49卷，天宝四年（745年）九月，玄宗颁布诏书：“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从此波斯寺易名为“大秦寺”。

唐肃宗在位时，《景教碑》记载他曾在灵武等5郡重修景教寺。此后的代宗和德宗对景教也很友好，每逢自己的生日，代宗皇帝总要把宫内食品赐予景教徒。德宗建中二年建立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景教”一词首次出现在存留至今的史籍中。该碑文不仅阐述了景教教义，记叙了景教流传的经过，而且还歌颂了历朝皇帝宠幸景教和景教僧的功德，表彰了景教僧辅佐和服务朝廷的业绩，是非常珍贵可靠的文字史料。

德宗以后，景教历经顺宗、宪宗、穆宗、敬宗和文宗5代王朝延续下来，但已处于衰落时期。穆宗长庆四年（824年），舒元舆所作的《唐鄂州永兴县重岩寺碑序》说，全国的摩尼教、景教和火祆教这3种外来宗教的寺庙总和，根本比不上佛教在一个小县的寺庙数量。由此可知，景教的规模是很有限的。会昌五年，武宗下令禁止佛教，毁寺杀僧，殃及外来宗教，景教也遭禁止。此后景教似乎在中原大地湮灭了，只在北方草原和南方沿海港口尚有遗存。黄巢起义军围攻广州（878年）期间，约有12万名回教徒、火祆教徒、犹太教徒和景教徒被杀。此后景教仅在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中流传。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曾有一位叫那及兰的聂斯托利派教士奉命来华整顿教务，他回去后报告说：“中国之基督教已全亡。教徒皆遭横死，教堂毁坏。全国之中，彼一人外，无第二基督徒矣。遍寻全境，竟无一人可以授教者，故急归回也。”

（2）景教的汉文典籍、景教教义、教规和教会生活。景教留存至今的文献很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景教汉文典籍之首。日本学者佐伯氏认为不了解景教碑文，就不能理解其他景教文献。著名的天主教学者方豪撰写的《唐代景教史稿》描述《景教碑》时说：“碑顶有额作蟠龙状，中镌十字……十字下题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九字，分列三行，碑下有龟承之。碑身上狭下广，上薄下厚。”该碑文共有汉字约1780个，并有数行叙利亚文，列有叙利亚文教士的名字70余个。碑文的作者是“大秦寺僧景净”，由吕秀岩手书。此外，1908年在敦煌石室发现少量文献，计有《序听迷诗所经》、《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一神论》、《志玄安乐经》、《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和《大秦景教宣元本经》。这些文献都不长，多则数千字，少则几百字，有的已残缺不全，除个别留存我国外，其他的藏于法国和日本。

据有关专家考证，《序听迷诗所经》中的“序听”即“序聪”，唐代人读音耶稣，“迷诗所”应为“迷诗诃”，也即“迷师诃”（弥赛亚，意思是救世主）。因此《序听迷诗所经》应该是《耶稣弥赛亚经》。而《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中的“三威”，即基督教的上帝圣三——圣父、圣子和圣灵，“蒙度”含有得蒙救赎的意思。该文中称上帝的三个位格为“慈父、明子、净风王”（即圣父、圣子和圣灵）。《三威蒙度赞》也就是教会现在经常使用的《荣归主颂》或称《荣福颂》的唐代汉译本。《尊经》是向“法王”祝福的书，该经在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后列出31位法王（即圣徒、圣人），如瑜罕难（约翰）、卢伽（路加）、明泰（马太）、牟世（摩西）和宝路（保罗）等等，多为圣经人物。《尊经》还有一个珍贵的附录，提到从阿罗本入唐至德宗建中二年《景教碑》建立时，景教的各种经典经文共有530部，其中30余部已译成汉文。据考证，在已发现的几种景教汉文典籍中，只有《三威蒙度赞》是译作，其余均为编著阐述景教思想的汉文作品。《一神论》分3卷，即一天论第一、喻第二和世尊布施论，是论述景教神学的作品。《志玄安乐经》是以弥施诃和芩稳僧伽（西门彼得）对话的形式，教导人们求得安乐之法的书。《大秦景教大圣通真法归赞》和《三威蒙度赞》一样，均为赞美诗，大概是在耶稣显容节庆典时信徒们所唱的赞美歌。

概括地说，景教汉文典籍中阐述的景教教义涉及基督教教义和圣经的许多主要内容，如三位一体、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始祖本性之完美和因受撒旦诱惑而堕落犯罪、天使领报、圣婴降生、耶稣受洗、圣灵降临、十诫、八福、耶稣受难、复活和升天的基本教义和道理等等。从现有的汉文文献看，人们难以确定景教僧是否已将全部圣经或其中的部分经卷译成了汉文。在教会教规和生活方面，人们可以了解到景教教会每天诵经7次，7日礼拜一次，举行洗礼和礼拜时要手持十字架。从留存至今的赞美诗《三威蒙度赞》这一事实看，景教徒可能也用汉文唱赞美歌。景教教士几乎全是叙利亚人和波斯人，其职务分大主教（即法主、大法主）、主教（即上德或大德）、司铎、助祭等几级，主教以下均可结婚。教士们都削顶留须，不豢养奴婢，不聚敛财物，劝人慈悲爱人、正直谦逊、济世行善、待人平等。

此外，景教徒多为居留在唐的西域商人和少数贵族，而波斯人又长于商业和其他职业，如行医、木工、锻工、买卖香料或从事金融活动等。一些景教传教士也从事经济活动，他们既是传教士，也是商人或其他职业者。所以景教僧在唐朝有以医传道之名，史书中有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进献玄宗皇帝之说。

（3）适应国情，依附统治者，吸收借用儒释道。景教传到中国，进入一个高度文明的伟大国度。唐代有优美的文字语言、丰富的史书典籍、典雅的诗歌作品、完备的宗教和制度。众所周知，“入乡随俗”是人们在异域生存的一般常识，宗教似乎也不能例外。景教来到中国后，不可能置唐朝的文明于不顾，无视朝廷统治的威严，不可能用波斯民族的语言在华夏民族文化的土壤上创造出唐人喜爱的作品，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因此对于景教僧来说，适应唐地国情，争取发展空间，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景教适应唐朝国情和文化的做法之一，表现为吸收儒家传统的忠君思想，为当朝皇帝歌功颂德，依附朝廷，争取他们的恩惠，以求生存和发展。《序听迷诗所经》中的“圣上皆神生今世”的观念，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显然，这种“君权神授”的思想本不是基督教的原有思想或教义所包含的内容，倒是与儒家的“天子”观念如出一辙，应当说这是聂斯托利派传入中国后对原有思想的发展。又比如，《景教碑》对太宗至德宗的5朝皇帝逐一赞美：称“太宗文皇帝，光华君运，明圣临人”；称玄宗“宠赉（音lài，义赏赐）比南山峻极，沛泽与东海齐深”；称肃宗的善行打开了福祚（音zuò，义为福）之门，上天降恩于皇室，帝业建立；称代宗善于体察天意，所以天下昌盛；等等。

在颂扬皇帝的同时，景教僧并没有忘记抬高景教的地位，并将它与唐朝的统治联系起来。《景教碑》说，“惟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意思是说，只有“道”而没有皇帝的支持，“道”也就无法推广弘扬，皇帝如果不弘扬“道”，他也就难以成为伟大的皇帝。只有“道”与皇帝相结合，天下才能文明。从而把景教与圣上之间的关系定位为一种相辅相持的关系，这样，景教对唐朝统治的重要性就再明白不过了。

景教取悦统治者还表现在直接为朝廷效力方面。据《景教碑》记载，两位景教僧曾在朝廷担任官职，例如伊斯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伊斯来自遥远的巴尔克（属今阿富汗），博学多才，官至正三品，担任过汾阳郡王郭子仪的副使和试殿上的副监督，因辅佐有功，得到过皇帝特别赏赐的紫色袈裟。他为人和蔼可亲，乐善好施，甚至连皇帝赐予的玻璃物件、金钱和毛毯都送与他人享用。在他的感动下，郭子仪也仿效景教徒广为施舍。伊斯品德高尚，被称为完人。又据载，唐玄宗的长兄患病，请僧人崇一诊视，其兄的病体立刻痊愈，玄宗大喜，并予以奖赏。这位为唐明皇的长兄治病的崇一，也是一位景教僧。可以想象，如果景教僧不是医术高超而又愿意效忠皇上，那么崇一也就不会得到请求并受命为李氏宗室治病了。还有前面提到的波斯僧及烈“广造奇器异巧”敬献皇室也是这方面的例子之一。

景教适应唐朝国情和文化的表现之二在于，它将基督教的上帝观念与儒家的忠孝观念相结合，来论述事奉“天尊”（即上帝）与事奉天子和事奉父母的关系。《序听迷诗所经》说：人们都应该敬畏上帝，应当天天教导每一个人都畏惧上帝。假如人们都敬畏上帝，那么人们也就会敬畏皇上。圣上前世有大福，上帝才让他做皇帝，世上一切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有臣民都隶属圣上，都要照圣上的意思去做。如果有人不按皇帝的话去做，不服从皇帝，那么人们就会认为他犯了忤逆犯上之罪。除了敬畏上帝和皇上之外，人们也必须敬怕父母。一切福分都是从父母那里来的，正如是从圣上和上帝那里来的一样。如果一个人侍奉父母，并事奉上帝和皇帝，那么他就不必再祈求上帝给予额外的赐福了。事奉上帝、皇帝和父母这三件事，实际上是一件事。在这三件事中，人们首先要事奉上帝，其次是圣上，第三是父母。所以，天下所有人都奉养父母。所有皇帝都是上帝降生于人间的，人们都明白这些道理，所以都敬畏上帝和圣上，并敬畏父母。人们由于畏惧上帝和皇帝，并畏惧父母，所以都遵守上帝的诫命，不敢违抗。景教这样做的结果，便是用基督教的上帝至高至上至公的思想，把儒家所宣扬的“三纲”中的“君为臣纲”和“父为子纲”神圣化了，事奉上帝及皇帝及父母，才能在上帝那里蒙福，为上帝所喜欢，上述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违犯诫命。这种明确地把事奉皇帝与事奉父母和上帝联系到一起，并把事奉皇帝上升到如此的高度来认识的做法，可以说是景教的发明。

景教适应唐朝国情和文化的表现之三，在于借用佛道教的词汇和叙述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念。景教传入中国时，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十分盛行，李氏宗室自称与老子一家，历代尊崇老子，保护道教。但唐代也推崇佛教，太宗时就派玄奘去西域取经。从景教文献和史书中，可以发现景教借用了“寺”、“僧”、“佛事”、“功德”（礼拜）、“阿罗诃”（上帝）、“佛”、“天尊”（上帝）、“世尊”（耶稣）、“净风”（圣灵）、“三一妙身”（三位一体）、“佛法”（诫命、戒律）、“弥施诃”（弥赛亚）、“上德”（主教）、“娑殚”（音suōdān，义撒旦）、“阎罗王”（魔鬼）等术语来表达基督教的概念。此外，从景教文献中还可以发现其行文形式与道教和佛教经典也有相似之处。例如，《景教碑》中的“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志玄安乐经》中的“无求无为，则能清能净。能清能净，则能悟能证”，“无欲无为，离诸染境，入诸净源”；以及《序听迷诗所经》中的“天尊先遣众生礼诸天佛，为佛受苦”；等等。

从基督教自身的历史来分析，景教适应唐朝国情和文化的做法，实际上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一方面基督教在形成的过程中，适应希腊化时代的文化，汲取了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观念和斐洛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基督教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基督徒多次受到罗马帝国统治者的迫害，致使教会内出现了一批护教士，他们引经据典，向罗马帝国统治者力陈基督教及其信徒对国家、社会和人民不仅无害反而有益的主张。313年罗马帝国颁布“宽容敕令”后，基督教才最终取得合法地位。325年君士坦丁皇帝在尼西亚召集第一次基督教全体主教会议，协助解决教会内的神学纷争，开创了政权干预教会事务的先河。会上被斥为异端的派别遭到谴责和放逐。由此可见，基督教只有得到政权统治者的理解和同情乃至支持，才能存在和发展，否则将受到迫害和谴责，成为早期教会的历史教训之一。聂斯托利被流放，聂斯托利派被斥为异端而受迫害的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聂斯托利派的传教士来到中国，适应中国文化和国情的做法，对他们而言应该说是不难的。另外，从景教在唐朝所处的宗教背景看，可以说，景教僧受佛教适应中国儒家传统的做法的耳濡目染，而采取相应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景教在唐朝没有充分发展的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争议的话题。学者们一般认为，景教主要在外族人当中流传，并依附于朝廷而存在，披着佛道教的外衣而传播，是它在唐朝失败的主要原因。但也有人把景教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其经典贫乏且晦涩难懂，或者归咎于当时的人们不需要新的宗教。而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一些传教士则以正统自居，甚至提出景教的失败在于他们传播“异端”。不管怎么说，景教在唐朝的历史短暂，因各种原因，其地位和生命力注定是软弱的，一经打击便荡然无存也是不足为怪的。虽然景教僧曾与儒家文化有过对话，但这种对话只是单向的，对中国文化未发生任何影响。

应当指出，同基督教以后3次入华的历史背景相比，景教来华与军事和政治扩张活动没有任何联系。同基督教的其他派别如罗马天主教或新教相比，景教也是基督教中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不仅没有恐惧感而且敢于吸收的唯一派别。景教僧依附和服务于朝廷的做法，开了基督教在华传教走上层路线的风气之先，作为一种发展方式，为后来的部分传教士所继承。

2 元代的也里可温

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元朝，当时被称为也里可温。据元《至顺镇江志·大兴国寺记》，“也里可温，教名也”。元代有的碑文中提到过“也里乔”，实际指的也是也里可温。“也里可温”是蒙古人对当时流行的基督教中的景教和罗马天主教的统称。除表示教名外，“也里可温”也指“信仰上帝的人”，即景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他们的教堂被称为“十字寺”或“忽木剌”、“胡木剌”。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前，蒙古大汗对各种宗教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予以宽容，以便得到各路神明的保护。忽必烈定都大都（北京）以后，专设宣政院、集贤院和崇福司分管佛教、道教和也里可温事宜，多次颁布敕令保护也里可温教堂，给予也里可温种种特权，免其徭役、兵役和租税，而且还“依僧例给粮”，这些做法对景教和罗马天主教在元代的流传十分有利。

关于蒙古语“也里可温”一词的语源，至今尚无法确定。也里可温教也未留下与其教义教规相关的教内汉文文献。关于也里可温的文字史料，留存至今的屈指可数。除元《至顺镇江志·大兴国寺记》，《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致元定宗贵由的信》，《蒙古大汗贵由致罗马教皇的复信》，蒙古大汗与法兰克王腓力的通信，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孟高维诺（1247～1328年）、安德勒的信之外，还有散见于《元史》与一些西方人如《马可·波罗游记》和约翰·柯拉（John de Cora）的《大可汗国记》以及其他一些罗马教皇的使节所著的游记中。此外，在中亚、蒙古和中国境内各地出土的墓碑和十字架，也为人们了解和认识也里可温提供了依据。以上文献大都收入了张星烺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

（1）景教。元朝的景教与唐朝的景教并无直接的继承关系，而是与流行于中亚和大漠以北的一些部族信仰的景教有关。早在成吉思汗统一漠北以前，在大漠南北已有4个部族（克烈部、汪古部、乃蛮部和蔑里乞部）皈依景教，其中克烈部皈依的时间最早（约在11世纪初）。成吉思汗的家族皈依景教与他们同这些部族的妇女通婚直接相关，成吉思汗娶克烈部王女唆鲁忽帖尼为妻，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唆鲁忽帖尼是蒙哥、忽必烈和旭烈兀的生母别吉太后。据称旭烈兀曾经说过，“吾母亦基督教徒，吾心中最爱基督教徒也”。别吉太后死后，停灵于甘肃“十字寺”，后迁至北京。据《元史·顺帝纪》第38卷载，“后至元元年（1264年）三月，中书省臣言肃州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后别吉太后于内，请定祭礼，从之。”关于为别吉太后祈祷做礼拜一事，在史书《甘州志》第2卷和《元史·文宗本纪》中也有记载。成吉思汗家族和侍臣中信仰景教的还有定宗贵由的生母、旭烈兀的元妃托苦思可敦，成吉思汗的近臣镇海及其3个儿子，蒙哥汗的近臣博剌海等等。蒙哥汗虽然未皈依景教，但因其母亲是景教徒，所以也善待景教徒。据著名学者陈垣根据汉文史书考证，在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前，景教已流行于外蒙、内蒙、新疆和黑龙江了，内蒙百灵庙、新疆伊犁和山西大同等地挖掘出土的墓碑和十字架也证实了这一点。

随着蒙古人南下，景教也随之入关，并在元朝成为有影响的宗教。忽必烈定都大都（北京）之后，景教逐步传到中国各地，在蒙古、甘州等地都有景教教堂和教徒。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镇江府是一蛮子城市……其地且有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徒之礼拜堂两所，建于基督诞生后之1278年，兹请述其缘起。是年耶稣诞生节，大汗任命其男爵一人名马薛思吉斯者治理此城三年。其人是聂斯托利派之基督教徒，当其在职三年中，建此两礼拜堂存在至于今日，然在以前，此地无一礼拜堂也”。马可·波罗描述的情形，与《至顺镇江志·大兴国寺记》描述的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1278年）景教徒马薛里吉思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即镇江府知府）时建寺的情况基本吻合。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延祐二年（1315年），“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即表示当时属“崇福司”管辖的也里可温教堂共72所。据说，景教在山西大同、大都和唐兀（今宁夏）、甘州等地最为兴盛。这些地方的教堂大都建筑华丽漂亮，并有主教驻节。景教主要在蒙古人和色目人（包括西域人和其他二三十种外国人）当中流传，教徒人数难以估计。

元代比较著名的景教徒有高唐王阔里吉斯（后改信天主教）、镇江府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文学家马祖常和赵世炎等人。其中马祖常出自景教世家，其祖先原为西域聂斯托利贵族，家人皆采用基督教教名。马薛里吉思原为中亚撒马尔干（《元史》称“薛迷思干”，《至顺镇江志·大兴国寺记》作“薛迷思贤”）的医生，忽必烈于至元十五年委派他治理镇江。据载，马薛里吉思“虽登荣显，持教尤谨，常有志于推广教法”。一天晚上，他忽然在梦中看见七重天门洞开，天门里出来两位天神对他说，应当建造7座景教寺。于是，他受梦中异象的启发，弃官造寺，在镇江、丹徒和杭州共建寺7所。但是元仁宗登基后，由于仁宗尚佛，也里可温遭到排斥，马薛里吉思建的十字寺有的被拆毁，改为佛教寺庙。清朝康熙年间重修《镇江志》时，马薛里吉思所建的十字寺的寺名已全都不见了。

另外，元代还有两位闻名于西方的景教徒，即畏兀尔人列班扫马和马可斯。扫马生于汗八里（今北京），其父于13世纪初来北京担任景教教会巡视员。扫马年幼时，其父就给他讲述景教的道理，后来又给他安排结婚。但他入教后却按自己的心愿放弃了家庭生活，30岁入了修院，后来又到北京郊外的山里过隐修生活。马可斯的父亲是聂斯托利派的总主教，马可斯也有志于隐修，便离开家乡慕名拜扫马为师。3年后马可斯接受了剪发礼成了修士。1278年他们结伴西行，从北京出发去耶路撒冷朝觐救世主的圣墓。2人既懂汉语、蒙语，又懂波斯语，沿途受到元朝诸王的欢迎和景教徒的帮助。在马拉加城（今伊朗境内），他们拜见了宗主教马·登哈，受到殷切的款待，并取得去巴勒斯坦的介绍信前往圣地。但因战乱，2人只到达叙利亚北部，未能抵达耶路撒冷。后来他们到了巴格达，再次见到马·登哈宗主教。马·登哈任命马可斯为中国契丹（即北方）的总主教，任命扫马为巡视总监，令他们返回中国传教。他们接受了任命，马可斯改名雅巴拉哈，时年35岁。在归国途中，他们忽闻马·登哈宗主教于1281年去世的消息，立即返回巴格达参加葬礼。葬礼之后，雅巴拉哈被各地主教一致推举为东方教会的宗主教，取名雅巴拉哈三世。

1284年，阿鲁浑王即位统治波斯，他企图征服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渴望得到罗马教皇和欧洲各国君王的支持。在雅巴拉哈的推荐下，扫马于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出使欧洲，携带着伊儿汗王阿鲁浑给希腊王和法兰克王的信、30匹马和通行证以及雅巴拉哈三世致罗马教皇的信和礼物，于1287年3月动身前往欧洲。同年4月，他在罗马受到红衣主教哲罗姆的接待，两人一起讨论了教义问题。当时教皇洪诺留四世刚刚去世。扫马从罗马经托斯卡纳和热那亚于1287年9月抵达法国巴黎，拜会了法王美男子腓力，呈上阿鲁浑王的信。扫马一行参观了许多大教堂，了解了圣经翻译和评注方面的知识以及哲学、修辞学、医学、地理、天文、数学等方面的知识。后来他又去英国晋见了英王爱德华一世。英王举行宴会优待扫马，并请他主领圣餐，用的是景教仪式。扫马后来又回到罗马，谒见了新教皇尼古拉四世，呈上阿鲁浑王和雅巴拉哈三世的信，并接受了教皇的祝福。扫马完成任务后携带着教皇的书信和礼物返回伊儿汗国。扫马和雅巴拉哈一直受到阿鲁浑王的敬重，数年后2人先后死去。

（2）罗马天主教首次来华。罗马天主教13～14世纪在华的经过，可按蒙古人入主中原前后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为蒙古族入关之前，罗马教皇派使臣以讲和为目的抵达蒙古国首都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仅作短暂停留；后一个阶段为元朝建立以后，教皇派传教士来华长期居留中国，以传教建堂为目的。

13世纪初，蒙古族崛起，成吉思汗及其第三子窝阔台武功至盛，建立起一个横跨亚欧大陆，东至黄海，西至多瑙河及波罗的海，北至俄罗斯的空前的蒙古大汗国，使罗马教廷和欧洲君王大为震惊，感到深受蒙古人威胁。1245年，罗马天主教会在法国里昂召开会议，教皇英诺森四世（1243～1254年在位）在会上决定派遣教廷专使东来，与蒙古人修好，并希望用宗教感化蒙古，使之成为基督教国家。柏朗嘉宾（1182～1252年）等3名天主教方济各会士受命出使蒙古汗国首都和林。

柏朗嘉宾是意大利佩鲁贾人，是圣方济各的弟子和助手，受命时已年过六旬。柏朗嘉宾一行于1245年4月16日由法国里昂出发，历经千难万险，横跨欧亚大陆，于翌年7月22日抵达蒙古大都和林。适逢太宗窝阔台去世。同年8月24日柏朗嘉宾参加了定宗贵由的登基大典。不久，他得以觐见定宗，呈递教皇书信。11月柏朗嘉宾携带蒙古大汗给教皇的复信起程返欧。行前，太后（景教徒）赐各位貂皮缎袍二袭。1247年7月，柏朗嘉宾回到里昂向教皇汇报。后来柏朗嘉宾用拉丁文撰写了《蒙古史》。

柏朗嘉宾带到和林的《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致元定宗贵由的信》，对蒙古人滥杀无辜表示惊异和不安，并以天主在世代表的名义劝其停止暴行，特别是不要再伤害基督徒。教皇还劝诫定宗贵由立即忏悔，争取天主的宽恕，否则必遭天主惩罚。信中说，蒙古大汗及其部下“侵入基督教诸国以及他境，所过杀戮，千里为墟。直至于今，王及部下凶狠之气、破坏毒手，未稍休止。解除一切天然束缚，不论男女老幼，无有幸晓王之剑铓（音máng，义即芒）者。余代天主行教，闻王所为如此，不胜诧异。余本天主好生之德，欲合人类于一家，据敬天明神之理，特申劝告并警戒，请求王及部下止息此类暴行，尤不可虐待基督徒。王所犯罪恶多而且重，必遭天主所谴，可毋庸疑。王须急宜忏悔，使天主满意。以前诸国所以为王克服者，乃天主所使，非王之兵力所能也。以后王及部下亟宜停止暴行，须知天主可畏也。骄横跋扈之人，固有时幸逃天主法网，然若怙（音hù）恶不悛（音quān），始终不知迁善谦让，天主未有不严刑惩罚者也”。信中还说，柏朗嘉宾是代表教皇去劝说蒙古大汗的，希望大汗能采纳他所提出的“和平方法”，并请大汗解释说明“扫灭他国”的原因和以后的意向。

定宗贵由认为，教皇来使和书信是为了“讲和”。于是他以全人类君主的名义回信说，自己也是敬奉上帝的，征服全世界也是履行上帝之命，并得到了上帝的佑助。他在信中说，“贵由大汗，全人类之君主圣旨：咨尔大教皇，尔及西方基督教人民，遣使携国书，远来与朕讲和。朕召见使者，听其言，阅其书，知尔等之意，确欲讲和。然既欲讲和，尔教皇、皇帝、国王及各城市之有权势者，皆须火速来此议和，听候朕之回答及朕之意旨。尔之来书，谓朕及臣民皆须受洗，改奉基督教。朕可简略告尔，朕实不解，为何必须如此也。尔之来书，又谓尔等见国兵杀人……甚为诧异云云。朕可简略告尔，尔所云者，朕实亦不解也。然朕若不言，尔或不明真故，兹特答尔如下：彼等不守上帝及成吉思汗的教训，相聚为不善，杀戮我国使，故上帝震怒，命灭彼国，而将彼人交入朕手也。若非上帝所使，人对于人，何能如是乎？尔等居住西方之人，自信以为独奉基督教而轻视他人。然尔知上帝究将加恩于谁人乎？朕等亦敬事上帝。赖上帝之力，将自东徂（音cú）西，征服全世界也。朕等亦人，若非有上帝之力相助，何能成功耶？”书信盖有玺印：“上帝在天，贵由汗在地，上帝威棱，众生之主。”

罗马教皇自称是“天主仆役之仆役”，“代天主行教”。定宗贵由则自称是“全人类之君主”和“众生之主”。他们二人一个是13世纪中叶处于欧洲中世纪巅峰的罗马天主教会之首，一个是席卷欧亚、征服世界的蒙古大汗，都以天下之主自居，按照其各自的准则批评对方为恶不善，结果讲和必然毫无成效。罗马教皇与后来入主中原的蒙古人的首次书信交往，除相互进行裁定性的指责外，还反映了双方在文化观念上的差距、隔膜和冲突，类似的情形此后还多次反复重现。

此后，罗马教皇和法王路易九世又先后派遣多明我会的隆如美和方济各会的罗伯鲁于1250年和1254年出使蒙古，请求通好。罗伯鲁对大汗蒙哥宽容各种宗教的做法印象很深。但这两次求和之行均收效甚微。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意大利方济各会的孟高维诺受教皇尼古拉四世的派遣来东方传教。他的东来与意大利威尼斯商人波罗兄弟之间有一定的关系。1266年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在东方经商期间，应邀至蒙古上都和林晋见蒙古大汗忽必烈。忽必烈委托他们带信给教皇，请派通晓“七艺”（即文法、伦理学、修辞学、算学、几何学、音乐及天文学）的传教士100名东来传教。由于种种原因，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始终未能抵达中国。

20余年之后，孟高维诺一行携带教皇致伊儿汗国王阿鲁浑王和元世祖忽必烈的信，经亚美尼亚、波斯和印度来到中国。在印度逗留传教期间，他的同伴多明我会修士尼古拉因病去世。1293年他孤身一人来到中国，先在泉州登陆，然后北上大都（北京）。1294年，他以教皇钦使的名义抵达大都，受到朝廷的礼遇，并获准在大都居留传教。

根据孟高维诺留下的书信，我们可以得知，在中国的第一年里，孟高维诺劝说汪古部的高唐王阔里吉斯从景教改信罗马天主教，而且为了感激孟高维诺，阔里吉斯给他1296年所生的儿子取教名术安（即约翰）表示纪念。大德三年（1299年），孟高维诺在大都建起第一座天主教堂，1305年建起第二座教堂，并给600人施洗。他还收养了一批7～11岁的儿童，为他们洗礼，并教授他们希腊文和拉丁文以及赞美诗和基本要理，每逢举行弥撒仪式时，便由这些孩子在教堂里轮流服务。教皇克莱门特五世闻知孟高维诺传教卓有成效，于1307年欣然任命他为汗八里总主教及东方宗主教，并增派七位方济各会主教来华协助工作。这七人中只有哲拉德、安德勒和裴莱格林于1308年到了中国，其余4人皆未抵达。

他们与孟高维诺在大都一起住了5年。1313年孟高维诺在泉州（刺桐）新设主教区，委派哲拉德任该主教区第一任主教。他去世后，裴莱格林和安德勒先后担任第二任和第三任主教，1326年后便无人继承主教职位。哲拉德曾在泉州建造一座华丽的大教堂，安德勒在泉州附近建造小教堂一座。此外，孟高维诺还派人到杭州和扬州传教。

另一位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和德里（1265～1331年，又译鄂多立克）于1318年从欧洲起程经海路于1322年抵达中国泉州。后来又取道福州、杭州、扬州、临清、济宁沿着大运河来到大都，居留3年，辅助孟高维诺主教传教。1328年，他离华返欧，沿途经过陕西、四川、西藏和亚美尼亚等地，于1330年回到意大利，次年去世。由他口述经梭那拉笔录的游记《奉使东方记》成为欧洲中古时代著名的著作之一。

从孟高维诺、安德勒等人留下的信中可以知道，孟高维诺还通晓蒙文，并将《新约》及《旧约·诗篇》、赞美诗和日课译成蒙文。他还用“书写、颂读和口演三种方法”宣传教义，用拉丁文主持弥撒，用蒙文通读圣经，他还绘制了6幅画像供讲授圣经之用。他曾经劝说大汗改信天主教，但没有成功。这些传教士远离祖国和母教会，其生活来源主要依靠朝廷的俸金和赏赐，而且“俸金之总数，过于拉丁数国王之赋税”。孟高维诺还在朝廷中“有一职位”，可按规定时间入宫，元朝皇帝视其为教皇专使而予以礼遇，其“礼貌至崇，在所有诸教官长之上”。据约翰·柯拉约于1330年完成的《大可汗国记》记载，孟高维诺及其信徒若有所需求，元皇帝无不为之设法供给，可见孟高维诺极受重视。他们在信中还盛赞元帝国“庞大无比，全世界各国，莫与比京”，“国家组织，兵马强盛，国中太平，无人敢执刀以犯其邻”，境内“天下各国人民，各种宗教，皆依其信仰，自由居住。盖彼等以为凡为宗教，皆可救护人民”，“此间拜偶像者，宗派甚多，各有其信仰。每派信徒甚多，礼节习惯，亦各不同”，天主教可自由流传。

由于元帝国奉行信仰自由政策，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景教先于罗马天主教在蒙古人和色目人中间流传，而它又被罗马天主教视为“异端”，双方自然发生冲突。孟高维诺声称，他初到大都时，受到景教徒的“直接虐待”，备受“欺负”，妨碍了建堂传教。他说景教徒在皇帝面前对他诬陷诽谤，“种种情形，备极残酷”。他抨击景教徒“名为守奉基督，而实则远离圣道”，是异端邪说。又据《大可汗国记》载，孟高维诺之所以招景教徒仇恨，是因为他曾费尽心力劝景教徒归顺罗马。他还明确表示，若景教徒固执己见，他们将被罚入地狱，永不得救。由此可知，孟高维诺在大都的最初几年，双方的冲突尤其激烈，而且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冲突与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以正统自居、蔑视和驳斥景教徒有很大关系。考虑到罗马天主教在欧洲的地位及其对所谓“异端”的一贯态度和做法，这样说应当是合理的。尽管双方有冲突，但由于元朝廷同等对待他们，所以景教和罗马天主教均享有在华自由传播的权利。

1328年，孟高维诺卒于北京，享年81岁。他在华34年，是天主教在中国的第一位总主教。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这一消息5年之后才传到教廷当时的所在地法国的阿维农。于是，教皇约翰二十二世（1316～1334年在位）派方济各会士尼古拉斯继任汗八里总主教。1336年，元顺帝派使团赴欧请求教皇派人接替孟高维诺，因为信徒们“居世无教师，死者灵魂无抚慰”。但是这两次努力均无结果。1338年，教皇本笃十二世（1334～1342年在位）派遣意大利人马黎诺利任专使来华。马黎诺利于至正二年（1342年）抵达汗八里视察教务。他看到元朝政局险恶，唯恐大乱，遂决定返欧。虽经元顺帝挽留再三，但他还是于1345年离开大都南下，次年经泉州取水路返国。有趣的是，1352年他回到阿维农之后，却竭力提出必须派传教士去中国。后来罗马教皇曾先后派3位主教继任汗八里主教职，但一个也不曾到任。

由于文献的匮乏，人们对罗马天主教在元朝流传的情形只有粗略的印象。那时汗八里已是总主教区，泉州是主教区，当时的教堂屈指可数，信教人数不过3万左右，信徒主要是蒙古族人、阿兰人和色目人。当年方济各会留下的罗马天主教流传中国的活的依据是一本拉丁文《圣经》。这本圣经是13世纪的版本，是耶稣会士柏应理于17世纪末在江苏常州的一个非天主教徒家里发现的，据说这本圣经是他家祖先从元代传下来的。这本《圣经》由柏应理带回了欧洲，现藏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图书馆。

从也里可温教即景教和罗马天主教在元朝存在的时间、流传的范围和势力看，景教要略胜一筹。由于也里可温教主要在蒙古人、阿兰人和色目人中间流传，随着元朝的灭亡、蒙古族北迁、中西交通陆路和海路的中断、教士的缺乏，景教和罗马天主教也在中国本土再次绝迹了。也里可温教未对中国文化产生任何影响。相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所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和方济各会士和德里所写的《奉使东游记》却在欧洲产生很大的影响。书中介绍的中国风土人情、商贸制度，给欧洲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成为他们认识和了解中国的窗口，时至今日，不少西方人还把北京的卢沟桥称作“马可波罗桥”。历史的经验说明，封建统治者实行宗教宽容政策，是外来的基督教可以在华流传的条件，但是，如果基督教不在汉族人中间流行，那么它在中国长期延续下去的可能性的确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