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晚清民初史学的剧变

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者硬要轰开东方古国紧闭着的大门，极不情愿打开国门的清皇朝在洋枪洋炮面前“开门揖盗”。这是一次比200年前明清交替更加深刻的“天崩地解”，社会开始了急剧的变化。自此我国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剧变的时期。

1 突破传统格局

在新的“天崩地解”出现之际，习惯于向传统讨教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又一次举起明清之际曾经打出过的“经世致用”的旗帜，力图挽救垂危的旧统治。于是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改变乾嘉时期史学的格局。

早在鸦片战争前夕，龚、魏等人已经从清廷的腐朽中察觉到社会的危机，便求助于传统的“公羊三世说”，赋予新的解释，以其中的变易观点指斥晚清社会处于“衰世”、“末世”，必须“变法”、“改革”，强调“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要“探世变”，“必先为史”，但不是埋头“琐碎饾饤”的考据之学，而是要把目光转向“天地东西南北之学”。当第一个割地赔款条约《南京条约》签订之际，龚自珍已经逝去，魏源却写成《圣武记》14卷，为清代史学中第一部探索本朝盛衰的历史著作。前10卷历述清初以来用兵胜败之事及军事制度，以寻求兴衰的原因；后4卷为武事余记，评论练兵、整军、筹饷、应敌驭夷等问题。为“扬武王之大烈”，书中出现两大错误：一是将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的原属中国领土，说成“东北数千里化外不毛之地”；二是反复引用郑经、雍正之语，说：“台湾自古不属中国”。

鸦片战争的结局，竟然使“赫赫天朝”大挫于“区区岛夷”，再也不能够安坐井底而无视天下之大了。在“放眼看世界”的呼声中，魏源推出了另一部更具影响的巨著——《海国图志》。最初为60卷，后经两次增订，扩充为100卷。书分两大部分：《筹海篇》及各总叙、后评和文中夹注，为魏源自撰；资料部分汇集了当时所能得到的外国史地资料，为全书主体。编排由近及远，先南洋、印度，次非洲，次欧洲，次南北美洲，又分类介绍战船、火炮、火轮、水雷、望远镜等西洋技艺。魏源强调：“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以66卷的篇幅详录当时世界各国概况，使闭塞已久、孤陋寡闻的国人大开眼界。书中还称赞北美的民主制度，谓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书中图文相兼，介绍西洋技艺，贯穿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也成为国人向西方学习真理和科技的起点。《海国图志》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它突破了传统史学的旧格局，跨出了中国认识近代世界的重要一步。

在龚、魏的影响下，史学由国史转向外史。与《海国图志》一道显示世界史地研究趋势的，是梁廷枬的《海国四说》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徐继畬《瀛环志略》与魏源《海国图志》，两书并行，各有所长。

到了19世纪60年代，清廷被迫开始“师夷之长技”的“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中，应运而生的是有关“夷务”和探讨“夷务”的著述，最有名的便是后来编辑成书的《筹办夷务始末》和《清季外交史料》，系统地保存了鸦片战争至清末的近代外交史料。较早自成一家的外交史著，当推王之春的《国朝柔远记》20卷，又名《国朝通商始末记》。前18卷编年记录顺治元年（1644年）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的对外交涉之事，附编2卷为《瀛海各国统考》、《沿海形势略》，有图说。另有屯庐主人的《五千年中外交涉史》，辑录了上自黄帝下迄八国联军庚子之乱的外交史事，对古今外交大势作一通盘考察。这都是对传统史学领域的突破，成为此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先导。

洋务运动不仅打开了国人的眼界，更使国人走向世界，兴起了以实地考察为主要特征的外国史研究。19世纪70～80年代，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纪》，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成为这一领域的代表作。他们的共同之点是在“借法自强”的宗旨下，“求其盛衰升降之故，成败胜负之端”（《普法战纪》代序），“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涉西法，尤加详备”（《日本国志·凡例》）。考察西方近代政治体制和物质文明，是其重点，不吝篇幅。王韬一面称赞“君民共治”的立宪制是“欲其国之永安久治”的“第一要义”，一面又强调西史间及民间琐事，如各类发明，都是其记载中不可偏废的内容。黄遵宪同样认为日本议会“以公国是，而伸民权，意甚美也”，又指出“举一切光学、气学、化学、力学，咸以资工艺之用，富强也以此，强兵也以此”。在此同时，不是孤立地写国别史，而是在用全球战略的眼光论述西方或东方的“列国形势情实，赅括无遗”。虽然在编纂形式上他们基本不离传统的体裁，但没有了中国是世界中心的传统观念，彻底打破了传统史学的格局，开拓出史学研究的新视野，对中国史学迈向近代化作出贡献。

史学突破传统格局，还有一个成就突出的方面，即由内地转向边疆，关注西藏、新疆。其中，以姚莹《康纪行》、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最为著名。

光绪中叶（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蒙古史、元史研究，展示出由乾嘉考据逐步向近代蒙古学研究迈进的趋势。这时出现蒙元史热，除了旧有元史疏漏较多的学术原因外，主要是清廷用事大臣不懂地理边务，仅仅中俄伊犁交涉和几个勘界议定书，就不战而拱手让出西北7万多平方千米的疆土。因此，研讨西北史地（元朝旧壤）便成为注目的问题。终光绪之世，研究不出二途。一是以考证史事和整理文献为主，集中在对《元朝秘史》的考释、对《圣武亲征录》的校注和对《蒙古源流》的疏证上，解决了大量因蒙汉翻译和辗转传抄造成的名称、制度和俗语等的文字与读音的疏误，钩稽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史事。在运用外文资料进行考释订补方面，以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最为有名，首开“用西方之资料，以证中国之史实”的风气。书虽未及最后定稿，却有将“元史学”推向具国际范围的“蒙古学”的意义。二是以新修蒙元史为主，出现了屠寄的《蒙兀儿史记》。1911年初刊本48卷，纪7卷、传38卷、表2卷、志1卷。后增补凡例、目录和列传9卷。屠寄卒后，余稿经其子整理，陆续刊行，终成160卷，已是民国中期。其书编纂，“不囿有元一代，故不曰元史”（《凡例》），突破旧有《元史》格局，创成蒙古通史。最早系统地提出“蒙古出于东胡”的认识，增多元朝建立以前和元亡以后蒙古的史事。在广集中外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方面，明显地优于柯劭忞《新元史》。自撰史文自作注，犹如《通鉴考异》，考证精详，也是诸家蒙元之作所不及。书中的“自今而往，继清而起者，勿恃同种相爱，逞其一家天下之私，谓之二世三世至于千万世，可传之无穷”（《忽必烈可汗本纪下》）的思想，以及超脱“夷夏之防”的偏见，将辽、金、元、清等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一视相待的观念，既反映民国年间的意识，又是对传统史学思想的极大冲击。《蒙兀儿史记》在国际“蒙古学”界享有的声誉，表示我国的蒙元史学发展已经开始汇入近代国际学术潮流。

2 “新史学”的兴起

20世纪初，中国史学第一次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飞跃，以一股极富生气的新思潮，宣告了具有不同时代意义的“新史学”的兴起。

新史学思潮的兴起，是以对传统史学的不满和要求改变为发端的。早在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就已不断指出，中国旧史“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由，谓之君史”，西国之史“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中国上千年来民史“几绝”，而“君史之敝极于今日”，“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变法通议·论译书》、《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严复也批评“前史体例”只书“君公帝王之事”而不载“民生风俗之端”。戊戌变法以后，批评传统史学日渐增多，以至罗振玉、王国维也在翻印《支那通史》序中说，司马迁《史记》之后历代载籍如海，“只为帝王将相状事实作谱系”，“其不关体要亦已甚矣”。同样的认识渐渐汇聚，终于在20本世纪最初的几年间形成“史界革命”的新潮流。冲在潮流最前端的，是梁启超及其提出的“新史学”。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少年时代接受传统教育，成年以后先是兼收中西学，继而又以吸收西学为主。1901年、1902年，梁启超接连推出《中国史叙论》、《新史学》，高呼“史界革命”，猛烈抨击传统史学，大力提倡“新史学”。

在这两篇震动一时的论史篇章中，系统地清算了两千年来的中国旧史学，痛斥“二十四史”“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所记都是那些“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梁启超归纳旧史学思想内容上有“四蔽”，编纂形式上有“二病”。所谓“四蔽”，一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是“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其实质，“一言以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其“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分不清史实的轻重主次；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除司马迁、杜佑、司马光等少数人外，大都“陈陈相因”，少有创意。这样的史书只能充当帝王的“政治教科书”；这样的史学充其量是一种帝王学。因此，他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这两篇史论一出，立即引起极大的共鸣。《新民丛报》转载新加坡《天南新报》的文章《私史》，以中国旧史“把数千年事务，作一人一家之谱而为之，一切英雄之运动，社会之经练，国民之组织，教派之源流，泯泯然，漠漠然，毫不关涉”，“甚矣，中国之无公史！”黄炎培、邵力子、张伯初等指出，“二十四史于兴灭成败之迹，聒聒千万言不能尽，乃于文化之进退，民气之开塞，实业之衰旺，概乎弗之道也”，“恫哉，我国无史！”（支那少年编译《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弁言》）邓实更把批判矛头指向旧史学的专制主义，“史在朝廷，史局由朝廷诏设，史职由朝廷特简，监修有官，分纂有官”，帝王“举天下之史而专制之”，“中国之史遂专为君主一人一家永有之物”（《民史总叙》）。所有这些批判开始从根本上动摇着旧史学的基础。

在系统清算传统史学的同时，梁启超以进化论思想为原则，建立起“新史学”的基本理论。其理论的根本点是，主张为“国民”写史，改变只为帝王提供“资鉴”和进行伦理纲常说教的状况，“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史学命题：“历史者，叙述人群之进化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就是说，史学要注意从错综纷纭的历史现象中寻得其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说明事实之关系及其原因结果”，“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围绕上述宗旨，“新史学”家们提出一系列具体主张，大大地充实了“新史学”理论。这些具体主张，可以归纳为四：其一，观念上，主张以进化论历史观为指导，反对复古倒退或“一治一乱”的传统史学观。其二，内容上，要求突破以帝王将相为中心、治乱兴衰为主干的传统格局，把记述范围扩大到智力、产业、工艺、美术、学术、宗教、风俗、教育、交通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三，方法上，主张充分吸收地理学、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经济学以及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生物学、化学、数学等近代科学新成果和新方法。其四，形式上，反对因袭模拟旧史体，主张创新编写体例。综观“新史学”的主张，是要从思想观念、记述内容、编纂形式等方面，彻底改造传统的旧史学，以适应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需要。

在“新史学”思潮的推动下，史学迈开了近代化的步履，在短短的数年间便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在探讨近代史学理论方面，继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之后，又有陈黻宸的《独史》和《读史总论》、邓实的《史学通论》、马叙伦的《史学总论》和《世界大同说》、汪荣宝的《史学概论》等；国外的史学理论著述，如英国实证史家巴克尔、日本近代史家浮田和民等的论著，纷纷被翻译介绍进来。

在改造旧史，编写新体中国通史方面。梁启超在1901年就“欲草一中国通史”，《中国史叙论》即其通史的“叙论”。梁启超所拟“中国通史目录”，分三大部：政治之部，包括朝代、民族、地理、阶级、政制组织、政权运用、法律、财政、军政、藩属、国际、清议及政党；文化之部，包括语言文字、宗教、学术思想、文学、美术、音乐剧曲、图籍、教育；社会及生计之部，包括家族、阶级、乡村都会、礼俗、城郭宫室、田制、农事、物产、虞衡、工业、商业、货币、通运。1902年夏，章太炎在致梁启超的信中提出，“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而其所贵者，“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信末附以“中国通史目录”，分五大部分。五表：帝王、方舆、职官、师相、文儒。十二典：种族、民宅、浚筑、工业、食货、文言、宗教、学术、礼俗、章服、法令、武备。十记：周服、秦帝、南胄、唐藩、党锢、革命、陆交、海交、胡寇、光复。九纪：秦始皇、汉武帝、王莽、宋武帝、唐太宗、元太祖、明太祖、清三帝、洪秀全。二十五别录：管商萧葛、李斯、董公孙张、崔苏王、孔老墨韩、许二魏汤李、顾黄王颜、盖傅曾、王猛、辛张金、郑张、多尔衮、张鄂、曾李、杨颜钱、孔李、康有为、游侠、货殖、刺客、会党、逸民、方技、畴人、叙录。（《訄书·哀清史》并附录）

重新编写中国通史的种种设想，在适应新式教学需要的情况下，最先以教科书的形式问世了。1903～1906年间，先后出版有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夏曾佑的《中国历史》（即《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成为尝试编写新形式中国通史的代表。其中，曾、刘二史只写至春秋战国前后，夏曾佑则写至隋，受到更多的重视。《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夏曾佑一生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史学著述，共3册，1904～190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3年，商务印书馆将其列入“大学丛书”，改名《中国古代史》，重排出版。全书“总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其纲只三端”：一为详于历代兴亡而略于一人一家之事，二为举略中国境内周边各族，三为关乎社会的宗教、风俗之类的变化。夏曾佑以今文经学与社会进化论相结合的历史进化观点，将中国古代史分为上古（自草昧至周末）、中古（自秦至唐）、近古（自宋至清）三大时期和传疑（自开辟至周初）、化成（自周中叶至战国）、极盛（自秦至三国）、中衰（自晋至隋）、复盛（唐室一代）、退化（五代与宋元明）、更化（有清一代）等七期。其书分篇、章、节叙事，虽是半部通史，也已显示出与传统的旧史全然不同的面貌，因而严复称其为“旷世之作”，梁启超也称赞夏曾佑“对于中国历史有崭新的见解”。与历史进化观点相辅，书中还明显地表现出了作者的文化史观和英雄史观。

3 民国初年的蜕变

虽说新陈代谢是宇宙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但自近代中国以来，新旧更替似乎大都是新形式下掩藏旧内容。造成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根本原因在于：旧有的一切不仅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而且形成传统，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各个角落；新生因素则大都缺乏根基，自身尚且浅薄，何以彻底改造旧传统。再加以执政者缺乏自信力，总怕“亡国亡学”，从维护其统治地位出发，人为地提倡旧传统。“旧货色外面新包装”，便成为近代中国新陈代谢的一种基本形式。不要说旧体制尚未变革之前，就是推翻了帝制之后，社会根基丝毫未触动，必然要出现共和外衣下的复辟，大总统当皇帝的闹剧。此间的史学自然不会例外。更何况自宋元以来，就形成“国可灭史不可灭”的传统，借着修史为亡国之君唱挽歌。于是，民国初年的史学，呈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情景。

先前主张变法维新的，疾呼“史界革命”的，为“新史学”体系作出尝试的，差不多无一例外地都唱起了反调，大有痛改“前非”之势。袁世凯大搞复辟帝制活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潮与之呼应。当年的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此时成为尊孔读经潮的代表，发起成立全国范围的“孔教会”，自任会长，再三呼吁“发扬国粹，维护国俗，定孔教为国教”，并直接参预1917年的张勋复辟活动，认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皇朝是“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梁启超于1920年从欧洲游历归来，也声称欧洲的文明已经破产，只有用东方的文明即传统文化才能救中国。章太炎作为一位“国粹派”的史学大师，也因“谨守家法之结习甚深”，至晚年主张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终致“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

在这一复古思潮的掩饰下，旧史学承接乾嘉时期的余绪，使得兴起不久的“新史学”遭到冷落。修补旧史方面，继乾嘉学者订补各“正史”表、志之后，又有一批学术价值较高的成果被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其中，有不少超过乾嘉学者水平的补作，如杨守敬的《汉书地理志补校》、《隋书地理志考证》等。校注整部“正史”的，成绩卓著者当数在此前后由王先谦所作《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新修史书方面，出现了三部引人注目的旧史，下面依次略作介绍。

《新元史》257卷，柯劭忞撰。光绪年间，柯劭忞在当时的“元史热”中即已开始着手改写旧《元史》。辛亥革命后，他以清末遗老自居，曾任《清史稿》总纂官，1920年完成《新元史》的改写。其时，正值北洋政府徐世昌为大总统，下令以《新元史》与《元史》一并列入“正史”，于是有“二十五史”之说。其书编纂，完全仿照《元史》，只增立了《序纪》、《氏族表》、《行省宰相年表》和记西南边族的《蛮夷列传》，调整了部分志、表、传的类目，志的内容充实，人物增多近千人。此书特点是取材广泛，除当时元史学者共同重视的蒙元史料之外，还利用《元经世大典》残篇和金、元、明初的文集、方志、金石铭刻。外文资料方面，除《元史译文补证》之外，还引用了拉施特《史集·部族志》、多桑《蒙古史》等，因以被号为集民初元史研究大成之作。但其书从思想观念和编纂形式，完完全全属于旧史学的余绪。书虽成于民国年间，不仅署以“赐进士出身、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等衔，书中凡提到清朝或清帝，还恭称“我大清”、“皇清”、“我高宗纯皇帝”，并一律提行抬头。柯劭忞发议论，也都冠以“史臣曰”的字样。已有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在前，取材丝毫不逊于《新元史》，柯劭忞却仍然囿于元朝一姓的兴衰来改写旧史，不能说不是一种复旧意识的反映。在新增内容的同时，又删除了《元史》中不少重要记载。加之取材既无出处，又缺考异，错谬较多，深为后来的蒙元史学者所指责。

《清朝续文献通考》400卷，刘锦藻撰。第四章讲“三通”系列，已经介绍了“续三通”、“清三通”。其中，《续文献通考》止于明末，《清朝文献通考》止于乾隆五十年。刘锦藻以个人之力，自光绪中后期始，集28年之功，于1921年续修成《清朝续文献通考》一书，记事起于乾隆五十一年，止于宣统三年清亡。编纂体例依《清朝文献通考》，于26个类目之外，新增加了外交、邮传、实业和宪政等4类，称为“三十考”。30个大类目之下，又分了近200个细目，不少是因变化了的情况而增立的。如征榷、国用、学校等“考”（大类目）中所增厘金、洋药、银行、海运、书院、学堂等细目。邮传、实业二考，较系统地记述了民族工业、航运、铁路、邮政等的兴办经过。宪政一考，历述了清末的改良活动及影响。四裔、外交二考，详记了中外接触的种种活动，包括外交史乃至海外华工史的珍贵史料。经籍一考，改进编纂方法外，子部杂家类列入清朝所刻丛书113种，包括几千部几万卷书，是《四库全书总目》之后的又一重要图书著录。刘锦藻身处清末民初，终以清朝遗老自居，使其书多因循旧史而少推陈出新。不过社会的剧变又在书中留下明显的痕迹，成为近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增其新而不变旧”的典型。

《清史稿》529卷，可谓民国年间旧史学回潮的代表。1914年，袁世凯允准国务院呈文，设立清史馆，并以总统名义延聘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史馆总裁（后改称馆长）。赵尔巽则以“图报先朝”为念，先后聘请柯劭忞、缪荃孙、吴廷燮等百余人参加修纂。受聘之人除极个别的以外，几乎全是清朝遗老，“多以元遗山自况，用修史以报故君”（孟森《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经历14个年头的编纂，至1927年北洋政府垮台前夕，大致完成初稿。赵尔巽虑及“时局多故”和自己行年垂暮，决定刊成《清史稿》，初为536卷，后抽去《时宪志》所附“八线对数表”7卷，为529卷。其书将《清实录》、《清会典》、《国史列传》、地方志和档案中的大量资料汇集整理为较为详细系统的史稿，颇有参考价值，尤其是有些志、表和清末人物，取材并非常见史料。但作为史稿，未经复核改定，仓卒付印，因而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并有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漏颠倒以及文理不通的现象，史事论断也多错误。由于修纂人趁乱偷改、抽换、私作等情况，使得这部史稿有三种版本，即“关内本”、“关外一次本”、“关外二次本”，内容略有不同。中华书局校点本以“关外二次本”为底本，三本互异处均有附注，录出异文。该书的修纂旨在为清朝树碑立传，称“我大清定鼎二百余年，武功赫奕，拓土开疆，文教昌明，轶唐绍汉”。（于式枚、缪荃孙等《谨拟开馆办法九条》）。本纪中，称颂康乾之世为“古今所未有”还算说得通；而说光绪“恩义兼尽，度越唐明远矣”，显然是“惓惓于故君之情”，不顾史实了。民国年间修史，竟然以亡清的立场来诋毁民国的开创，称辛亥革命是“谋乱于武昌”，真可谓“开前古绝无仅有之例”（孟森《清史传目通检》）。在编纂体例的确定上，虽有梁启超主张采用新史体，“主德污隆，务存直笔”，但多数遗老则坚持“大体近法《明史》，而稍有变通”，或谓“依据旧史，稍广类目”（朱师辙《清史述闻》卷1《讨论体例》）。这就是今天看到的，新增交通、邦交二志，军机大臣、疆臣、藩部、交聘四年表以及畴人一类传。鉴于《清史稿》的上述思想和立场，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后，以故宫博物院接收清史馆，经审阅后呈文请求“严禁”《清史稿》发行，指出其修史者“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观念上的复旧和学术上的失误，使这一部头最大的官修纪传体“正史”成就大大逊色于先前的“二十四史”，证明旧史学纵然有所回潮，仍然难以逃脱没落的趋势。

顺便提一句，此间的学术史也在复古思潮中起着呼应作用。徐世昌、吴廷燮等所修《清儒学案》，虽然是接续黄宗羲《明儒学案》，却以“重儒重道”为宗旨，大唱“圣贤义蕴”的老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