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语——如何认识中国史学

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文化遗产，并以史学的发达和文献的浩瀚著称于世。史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则是反映中华文明的物质宝库，二者互为表里，拓印下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艰难步履和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辉煌足迹。

史学是运用史料研究和描述人类历史以展示未来的一门学科。史学史则是研究和叙述史学发展具体进程或踪迹的一个分支学科。

1 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

中国史学的发展，大体上是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相一致的。一方面，史学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相应发展；另一方面，史学自身又有一个认识上和技术上的准备过程，往往出现滞后于社会发展的情况。鉴于如此的历史实际，在认识中国史学发展的阶段时，就不能不突破历史朝代的界限，从而探寻出其自身发展的基本线索。

对中国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综合多年的研究所得，这里将中国史学的发展划分为六个基本阶段：秦以前为史学形成阶段，汉初至唐前期为史学地位确立阶段，中唐至明末为史学分支发展阶段，清前期为传统史学走向终结阶段，晚清民初为史学裂变阶段，民国中后期为新旧史学碰撞阶段。

秦以前史学从发生到形成，经过了三阶段。殷商以前的传说时代，产生了原始的历史意识。自商代至春秋时期，出现了萌芽状态的历史记录——《尚书》、《诗》等典册。春秋后期至战国末年，先是按年编纂的《春秋》问世，接着便是我国编年体史书的始祖《左传》诞生，标志史学在中国形成。

汉初至唐前期史学地位得到巩固确立，是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的。其一，随着《史记》、《汉书》相继出现，纪传体史书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在断代编年史与断代纪传史“角力争先”的热潮中，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逐渐形成，最终使史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中独立出来，并取得了仅次于经学的稳固地位。其中，少数民族史学的瞩目成绩，也为此间整个史学的成长增添多彩的一页。其二，史学的鉴戒功用经过汉初的“过秦”和东汉末的“君子三鉴”，到唐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修史、取鉴与资治三者切实融为一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成为鉴戒史学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其三，反思自身的发展历程，表明史学进入自觉阶段。《史通》的问世，标志着这一阶段的终结。

中唐至明末，是我国史学大发展的时期，其表现也是多方面的。这一阶段中，《通典》与“三通”系列的形成，《资治通鉴》及其流派的演变，会同不断续修的纪传体“正史”，构成了中国史学发展的三大主干。民族史学的又一次勃兴，是这一阶段史学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统记方域的地理总志自《元和郡县图志》始，至元、明、清官修“一统志”，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总志系列，与各“正史”地理志一起，构成我国方域史的基干。分述一方之志书，自宋代开始空前发达起来，至于明清则成为史部分类中最大的一个门类。随着史学的日益规范化和官府化而出现的另一种倾向，即史学的通俗化和平民化，也是这一阶段史学发展不容忽视的重要侧面。以记述琐闻轶事为主的历史笔记的大量涌现，以话说故事为主的历史小说的接连问世，正是史学从殿堂、经院走向市井、瓦舍的必然产物。

清朝入主中原，给正在走向衰落的古老社会带来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同时，巨大的民族反抗心理，还激起经世思潮的空前高涨。于是，出现了以“三大师”为代表的三个史学流派，影响清前期的史学风气。武力征服过后，康雍乾三朝接连施用文化高压政策，毫不含糊地遏制了这种思潮的扩展。同时，又从中原传统文化中找到巩固其统治的思想武器。一项“稽古右文”的国策，便将多少文人墨客从“三大师”开启的博古通今、经世致用的风气下，引导到博古而怯于通今、知人而畏于论世的方向了。官修史书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差不多覆盖了史部的各主要门类，显示着乾嘉时期史学的辉煌。朝廷留给读书人的，只是一条狭窄的“做学问”之路——历史考据，于是便有所谓“三大考史家”。不应忘记的是，乾嘉时期还有一部“不以风气为轻重”的《文史通义》，把古代史学理论推向顶峰，既对传统史学作出全面总结，又预示着其后的“思想解放”，成为史学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19世纪中叶，东方古国紧闭着的大门被西方侵略者的洋枪洋炮轰开，中国的社会开始发生质变。此后短短的70年间，传统史学第一次受到冲击，开始突破旧有的格局，跨出认识近代世界的第一步。自20世纪初始，梁启超接连推出《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两个篇章，在系统清算传统史学的同时，以进化论思想为原则，建立起“新史学”的理论框架。随即兴起一个猛烈抨击传统史学、提倡“史界革命”的新思潮，中国史学第一次发生空前的重大飞跃。“新史学”从思想观点、记述内容和编纂形式等方面开始改造传统的旧史学，迈开了近代化的步履，取得某些初步成果。然而传统史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差不多还是原封不动，新生因素则又大都缺乏根基，“旧货色外面新包装”便成为近代中国新陈代谢的基本形式。民国初年，在复古思潮的掩饰下，“新史学”更难摆脱旧史学的束缚，出现了蜕变——“增其新而不变旧”。

“民主与科学”作为世界历史潮流，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冲撞着中国的旧传统、旧观念，在中华大地掀起又一次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开始真正改变着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20年代，国外各种思想学说和方法纷纷被引进，使得当时的史学领域呈现出众流争渡、相互碰撞的局面，但大都是“饥不择食，活剥生吞”。在此同时，数量众多的本土古代文化遗存陆续被发现，并开始进行系统整理。尤其是殷墟甲骨的整理与研究、青铜器的大量出土与著录，以及史前遗址的陆续发现、敦煌文书的著录整理，差不多决定着其后数十年间史学发展的趋势。国外思想学说、研究方法与本土文化遗存一经结合，使不少有作为的历史学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就，渐渐形成颇具影响的五个主要史学流派——“疑古学派”、“考古证史派”、“学术思想派”、“方法论派”以及“唯物史观派”。其中，以考古证史派和唯物史观派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为最大。考古证史派最杰出的代表是王国维。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使其在史学的诸多领域内都取得了空前的研究成果，结束了古史研究从文献到文献、在神话传说中兜圈子的格局，将古史研究推进至全新的境界。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流派仍然对史学发展产生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唯物史观派先有李大钊提出“建立历史科学的整齐的系统”。其后便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以20年代国内外最新的思想观念为指导，吸收了当时最有影响的几个史学流派的最新研究成果，建立起新的古史体系，成为集时代学术文化大成之作。继郭沫若之后，范文澜以其《中国通史简编》显示出了唯物史观派所建立起来的中国史学体系。这一区别于其他流派的史学基本框架，自40年代逐渐形成以后，一直影响着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史学。

2 传统史学的基本特点

我国史学在两千多年的历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诸多特征。比较各国史学的发展，可以发现：史学功用政治化、史学思想伦理化、官修史书制度化、史籍形式多样化，是我国传统史学的最基本特征。

先说史学功用政治化的特点。

史学功用问题，实际是治史宗旨问题，也就是研究历史的目的与任务。

早在孔、孟的时代，就已经十分重视史学的功用，因而才有所谓“春秋大义”、“春秋笔法”之说。真正以史学著述系统表达对史学功用的认识的是司马迁，也就是人们经常引用的他在《报任少卿书》中的那段话：“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段话至少包括五层意思：一是广泛搜集、精审考辨史料，保证叙事翔实准确。二是在搜集、考辨史料的基础上“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充分反映了司马迁对史学功用的认识。“成败兴坏”是古代中国政治的基本内容，司马迁不仅叙述“成败兴坏”的表象，还要“稽其理”，探寻政治成败的经验教训。三是探讨天和人的关系、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这一当时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清理已被神化了的上古史，清理已附会或渗透到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神意。四是总结历史古今演变之迹，探寻其发展趋势。这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紧密相连的。五是“成一家之言”，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独创，开拓学术文化的新局面。

司马迁以后，搜集和考辨史料，作为治史的基础为绝大多数史家所继承，并逐渐形成考据之学。天人问题、古今问题虽然仍是其后史学的重要内容，却很少被当作治史的目的。“成一家之言”几乎只是后来史家的一种意愿而已。就史学功用而言，则主要集中在了“成败兴坏”上面，多注意为政的得失利弊。东汉以降，史学在“成败兴坏”、为政得失方面的功用分别朝着三个方向发展起来。其中，以古鉴今的功用发挥得最为充分。东汉末年，荀悦提出“君子有三鉴”：鉴前惟顺，鉴人惟贤，鉴镜惟明，并著《汉纪》以西汉一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为当权者提供鉴戒。唐初魏徵主持修史，明确提出“取鉴于亡国”，从前代“危”、“乱”、“亡”的教训中求得本朝的“安”、“治”、“存”。《资治通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想更系统地展示史学的鉴戒功用。宋代以后，各朝各代修史都强调“善吾师，恶亦吾师”，仍然是要以前代为政的“善”与“恶”为本朝的借鉴。鉴戒史学作为传统史学的主体一贯到底。但中唐以后，以史“自镜”的情况再难见到。

与鉴戒功用相辅并行的一个方向是“绍明世”、“载盛德”，一个方向是治心化民。班固著《汉书》，就是因为《史记》把西汉列于“百王之末”，不能“宣汉”之美，于是断代为史，申述“汉绍尧运”，以“追述”西汉一代君臣的“功德”。是后，割据政权“缀述国史”，完全是为“推奉正朔”、“假名窃号”，以表示各自的正统地位。大一统政权修史，则强调“盛业宏勋，咸使详备”。北宋中期以后，“正统”问题日益成为史学中的一个注目的论题。到了元代，其史学虽不甚发达，但对“正统”问题的争论却超过任何一代。明初修《元史》，也强调明政权的建立是“绍百王之正统”，甚至不惜为腐朽政权的没落哀唱挽歌，说什么“实既亡而名亦随亡，独谓国可灭而史不可灭”。

中唐以后，随着整个社会的盛世成为过去，与“绍明世”、“载盛德”这一功用相辅相成，以史治心的功用被强化了起来。此后，修史的目的逐渐被简单化为“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史学的内容随之转而注重伦理道德的修养。

下面说史学思想伦理化的特点。

贯穿我国古代社会的先是以氏族血缘为纽带，后是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法观念。它不仅对古代哲学思想有着直接影响，而且深深地渗透到史学领域内。

《春秋》作为“礼之大宗”，只是企图遏止“君不君、臣不臣”的社会趋势。《左传》“以周礼为本”，但表现出来的是在天子、诸侯、卿大夫关系间取折中态度。真正把“君君、臣臣”同“父父、子子”结合起来，用伦理道德的形式使“社会等级”和“人身依附”关系固定下来，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最高道德标准，则始于西汉。尽管那时“论大道”可以“先黄老而后六经”，但司马谈父子都认为“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司马迁更进一步强调，“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这表明司马迁也是无法摆脱他那个时代局限的，自觉不自觉地宣扬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伦理观念。随着官方统治思想的选定，儒学被立为“国学”。东汉时期，班固以“六经”是“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至致治之成法”，因此《汉书》在综括西汉行事的时候便要“旁贯五经”，把伦理天命思想贯透到修史中。魏、晋以下，更把发扬伦理纲常视为史学的重要使命。袁宏撰《后汉纪》，为的是“通古今而笃名教”。其所谓“名教”，就是君臣父子间的伦理纲常，说“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中唐以后，新起《春秋》学与道学先驱提出的“道统”说合流，极大地影响着后来史学的趋向。北宋理学的形成更使史学思想的发展趋于伦理化。特别是南宋理学趋于一统，史学便走上理学化的道路。北宋时的官修私修，已在强调“一本于道德”。在辨正统的论争中，也是以“天理人心之正”作为划分正、闰的主要标准，甚至认为“道统者，治统之所在”。由此出发，元修《宋史》，“大旨以表彰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并在《儒学列传》之外另立一《道学列传》“推崇程朱之学”，发扬“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明修《元史》，强调“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清修《明史》，更把“忠孝义烈之行”视作“扶植名教”、“敦厉末俗”、维系纲常、帝王为政的“首务”。民国初年复辟帝制，掀起复古思潮，也是大讲“以史证经”，宣扬君臣父子“大义”，说“因学以明道，修道以为教”，要人们“皆优游于礼让道德之中”。

史学思想伦理化，以史治心功用的强化，两相同步推进，彼此相互为用，使我国的传统史学随着专制制度的发展，更趋于为帝王效命、为权势服务，渐渐作为权力斗争的附庸而存在。

官修史书制度化，更是我国古代史学独具的特点，因而也决定了我国传统史学的御用性。

人类社会初始，在一些文明古国都出现过充当神、人媒介的“史官”，并逐渐产生出传播史事的“史”、“瞽”、“矇”。其后，随着史学政治功用的加强，我国的史官制度便开始显现出特有的发展方式。春秋以前，周王室设立职掌不同的史官多种，协助政务、记录时事、起草公文、掌管文书。直到东汉，史官与星历官始终是合一的。从东汉始，兰台与东观这两个收藏历史资料和国家档案的机构，才成为官府修史的基地。魏、晋以后，置著作郎、撰史学士，算是有了正式负责修史的官员。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修史局和公卿宰相监修国史的情况。

从唐代开始，建立起修撰前代史和编纂本朝史（即“国史”）的两项制度。修撰前代史，自班固起，《汉书》、《宋书》、《魏书》等都是奉诏修撰；《三国志》、《后汉书》纯系私修，而《南齐书》是启准私修。唐初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组成一套修史班子，由宰相总领监修、副相“总加撰定”、专家“总知类会”，完成由私修向官修的转变。从此，各朝各代在建立起政治统治之后，都要修撰前一代或数代政权的史书。皇帝颁诏、宰相监修、著名史家集体修撰，形成“国灭史不灭”的传统。

在建立官修前代史制度的同时，唐初还“别置史馆，专掌国史”。史馆设于宫中，由宰相一人或数人监修，组织包括修撰、直馆及各类辅助人员的一套常设班子。经过积累和条理，又形成搜集史料的完整规定。宋代有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分工更加明细。元代始有翰林兼国史院之称，开明、清两代翰林院兼修国史之制。从唐代起，纂修国史逐渐形成一定程序：皇帝在位时，依据起居注、时政记等编成日历；皇帝死后，即依据日历及史馆各有关资料编纂实录；以后，再依据实录等纂修成国史。自唐至清，每一皇帝有一部实录，接续不断，构成一个最原始的史料系列。国史的纂修，唐、宋、辽、金，时修时辍，没有能够形成一部完整的国史。元代以后，则只有实录而无国史了。

以上两项基本修史制度彼此配合，自五代起，每一新建政权便利用前代各帝实录、国史等原始史料，修撰前代史，使我国在世界史坛上独具一套前后相续的“二十四史”或“二十六史”。

最后，说说史籍形式多样化的特点。

各国史学的早期著作大体都是记言和编年两种形式，我国也不例外。但自《史记》、《汉书》之后，我国史学中便有了编年、纪传二体“角力争先”的情况，这是西方史学中不见的现象。经魏晋南北朝，我国史学不仅范围扩大，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儒、玄、文三科并列，还在整个图书当中取得了仅次于经典而居第二的地位。《隋书·经籍志》总结此前史籍的发展，分其为13种类型，大体为后世沿袭。唐代史评、典志、实录、诏令等都有发展，逐渐形成类目。宋代新出纪事本末、纲目等形式。至清，又有学案等形式的学术史。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目》对历代史籍系统归类，分作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共15类。类下又分属，如地理类包括宫殿、总志、方志、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之属等。每一类、每一属的内涵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各类、属的前、后序中都有明确界定，可以引为参考，兹不赘述。

史籍分类繁杂和形式多样，不仅反映我国史书编纂体例日趋谨严，而且表现出史家治史的愈益精细。

上述四大基本特征互相作用，形成中国传统史学的一种畸形势态，即史籍形式多样而史学思想日渐僵化。表面看来，著述宏富，汗牛充栋。深入进去，却如鲁迅所说，“大家又唱老调子”。一方面，“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另方面，“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作为“中国的脊梁”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的“光耀”。

3 史学传统的利弊得失

伴随着传统史学基本特点的形成，我国的史学还凝练出许多传统的东西。强调继承和发扬者，多谈传统优良，忽视改造更新。偏于批判和扬弃者，则多所否定，意欲另建“新史学”。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梁启超在清算旧史学时，所指“四弊二病”，表明旧史学中成传统者并非全都优良。另一方面，我国史学发展中确有不少优良的东西，但由于前面所说史学特点的副作用，又很难顺利地形成传统。即便形成传统，也是在漫长岁月中、尖锐对立下通过努力拼搏而艰难迈进的。下面，也分四个问题来谈。

其一，“实录”理论与修史实践的矛盾。

“实录”论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班固评价司马迁及其《史记》时，说其“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提出的这一“实录”理论，对史学基本要素的事、文、义都有明确规定，即记事翔实，行文准确，旨义存真。在其后上千年的修史实践中，“实录”几乎成了每个史家的口头禅，似乎形成传统。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理论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上阐发者实在有限。就是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也都不是从史学基本理论的角度进行论证的。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却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本身就是古代史学中的一个矛盾。

另一方面，自班固提出“实录”的概念之后，产生出不少以“实录”二字命名的史籍。其中，最大量的便是自唐代开始系统纂修的皇帝《实录》。《实录》的纂修与“实录”理论的矛盾，可以说自有皇帝《实录》以来，就贯穿始终。“为尊者讳、为本国讳”以及“《实录》不实”这些说法，反倒成了对中国史学有“实录”优良传统说法的一种“传统”批驳了。唐代后期的皇帝《实录》已开始由于“党争”而改来改去。宋代的皇帝《实录》更是屡易其稿，以致南宋孝宗时对北宋史事已经是“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甚而出现“灯烛斧影”的“千古之谜”。到了明代，张岱更有“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的说法。这虽有夸大之处，但其对国史、家史、野史的基本估价，与王世贞、黄宗羲等人的认识可谓如出一辙。

重要的理论、良好的意愿与残酷的事实就是如此的矛盾！恰恰在这一矛盾对立中，一些以史学为己任的史家，坚持实录精神，抱着直笔意愿，辛勤耕耘，才使“中国的脊梁”的“光耀”没有被完全“掩住”。以班固的“实录”理论衡量，《史记》之后当得起“实录”评价的，便是杜佑及其《通典》、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和马端临及其《文献通考》等少数几部巨著。其后，仿效者不计其数，也都表示继其“实录”精神和实践，似乎成为传统，但作出巨大成绩者甚微，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要使“实录”理论和愿望真正变成史学实践和优良传统，需要以史学为己任的史家世世努力拼搏，代代艰辛耕耘。

其二，经世、通变与鉴戒、垂训的差异。

这是涉及史学功用的问题，前一节已经提出史学功用政治化的特点，也可谓我国史学的传统。因其表现形式又各有异，故在谈其利弊得失时也不应等量齐观。

鉴戒作为传统史学的主体，是以帝王为主要对象的。在集权专制的社会制度下，帝王作为的善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权的兴衰，可以说是触及到政治统治的关键。但是这只有像唐太宗那样，自觉地以前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才能真正产生社会效应。倘若只是史家写给帝王看，帝王并不想取鉴，史学的鉴戒功用必然不会转变成实际效应。因此，以史戒君是有很大局限的。

垂训，如果说其本意是把历史作为训导和宣传的教材，给人以历史教育，包括历史知识教育、天下形势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那么随着以史治心功用的强化和史学思想的日益伦理化，垂训便将与“蓄德”混杂一起，把历史当成进行伦理说教的手段。

经世，一般都认为是明清之际针对宋明理学谈心说性而出现的。其实，《庄子·齐物论》中便有“《春秋》经世，先王之志”的提法。中唐前后，社会由盛转衰，人们提出各种“救时之弊”的主张。杜佑纂修《通典》言“理道”（即治道），一是从“探讨礼法刑政”入手，不录儒家经典和历代众贤的“空言”；二是旨在“体要”而不在“规谏”，要用历史过程本身和反映体制的社会结构的变革来探寻“政理”。这不仅是对探究“政理”的一个重大突破，还使史学功用起了新的变化。鉴戒功用是建立在对前代亡国教训总结基础上，以求新政权的“长治久安”。垂训功用是建立在空言说教基础上，以历史附会儒家经典，进行训导。《通典》所显示的功用与鉴戒、垂训都不相同，强调的是从历史过程本身和现存体制中探寻救弊之道。换句话说，是要从社会本身寻找原因，因而在认识上要深刻得多。所以当时就被称赞为“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不论是庄子所说“经世”，还是《通典》表现出的“经世”，与明清之际提出的“经世”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为了“救弊”而从社会实际出发，寻求变革的途径。因此，越是到“衰世”，这种呼声也越高。不过，“经世”却从来也未能够真正“救弊”。

通变即“通古今之变”，了解和掌握历史发展的趋势。司马迁提出这一问题时，又强调“承蔽通变”。中唐以后，社会流弊日积，通变成了数百年间史学的热门话题。杜佑强调“酌古通今，既弊而思变”，纂成《通典》。司马光要“穷治乱之迹”，成《资治通鉴》。马端临着眼于“推寻变通张弛之故”，纂《文献通考》。这些以“通”字名其书者，所以成为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学名著，正因为它们反映了历史变易的真实。

由于通变往往与救弊联系在一起，因而经世、通变两种传统犹如孪生。它们都注意从社会自身入手考察演变之迹，寻求救弊变革之道，显然要比鉴戒、垂训更具进步意义。

其三，“史德”与“史才”的关系。

强调史家的自身修养，这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中一致的心声，因而可算是一种千年不改的传统。

班彪最先明确提出“史才”这个问题，称司马迁为“良史之才”，主要指记事、行文之才。汉唐之际，一直沿用这一说法，以“良史之才”称赞优秀的史学家。刘知几提出“史才须有三长”的著名论点，并解释说：“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其所谓“史才须有三长”的“史才”，是指史学人才。而“三长”之一的“才”，是指编纂史事、行文记述的才能。其“学”，则指史料占有、知识渊博等学问。其“识”，指历史认识、史学理论等水平。“三才”之中，他最注重“识”，认为才、学都离不开识。而当“道统”说出，则对“良史”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以心不以迹”。随着史学思想伦理化趋势的推移，明代论史学人才，又增加了“公心”和“直笔”两项。胡应麟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

对于这一问题作出进一步阐发的是章学诚。首先，他指出才、学、识三者难兼，但要正确对待。同时又强调：“学问文章，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突出的是在“史才须有三长”之外，章学诚又提出“史德”的问题。他认为刘知几的史才三长“犹未足以尽其理”，而“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什么叫“著书者之心术”？也就是胡应麟所说“二善”——“公心”与“直笔”。过去一般都认为这是章学诚作为一种道德修养提出来的，着重于修史者的心术要“正”与“直”。其实，他强调的重点在于慎辨主观与客观，尊重客观事实，不以主观强加客观，即所谓“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这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分清主观认识（“人”）和客观史实（“天”），不把主观认识掺杂到客观史实中。只要抱着这一态度去努力，虽不能完全做到，也足以称有“著书者之心术”。另一层意思是，章学诚也懂得史家对待历史是非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看法，因而特别提醒其要尽量使自己的看法符合事理，使主观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不然就会导致“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的后果，因此“心术不可不慎”。这两层意思，既有思想方法上的含义，又有个人品德方面的要求。可以这样说，才、学、识三长是对史学人才业务修养的要求，“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是对史学人才思想修养（包括思想方法和个人品德）的要求。

强调史家的业务修养和思想修养虽然形成传统，但如何提高史家这两方面的修养，改善写作技巧，充实各类知识，提高理性认识，并切实做到直而不曲、真而不伪，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历史以坚持史学的科学性，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很大，并未能够真正地形成传统。

其四，历史考据的成就与局限。

在治史方法方面，我国更是有着独特的传统、辨伪、校勘、考据等学经久不衰。

辨伪之学始于汉代。当时，原本是通过校书考定古书的真伪和年代，因而辨伪一开始便与校勘结合在一起。《汉书·艺文志》采录刘歆《七录》而成，以其所载对传疑之书的考察，可见刘氏、班固辨伪六例，虽然简略，却开启了后人辨伪的一些基本方法。提出有力证据考定某篇确属伪作，始于东汉马融对《尚书·泰誓》的否定。其后，历代学者都很注意古书辨伪的问题。宋代，辨伪之风盛行起来。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第一次把辨伪方法系统起来，提出辨伪八法。近代又有梁启超讲“鉴别史料之法”，进一步提出辨伪的“十二公例”。

校勘之学，虽然春秋时就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的记载，但作为学术发展中一项专门事业，则始自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即是这方面最早取得成就的专家。其后，官府校书，直至清末，历久不衰，并推动着目录学的发展。雕版印刷发明以后，刻书日多，又出现版本问题。版本与校勘越来越不可分。此外，南北朝时已有用出土实物校订史籍的记载，到宋代发展为金石专门之学，以金石铭文订正史籍。及至乾嘉时期，校勘之学达到鼎盛。晚清，俞樾将其毕生校书中归纳出的公例全部写入《古书疑义举例》中，表明校勘由实践向条理化的迈进。近几十年间，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6卷50例，是第一部使校勘之学条理化的专著，标志着校勘学发展的新高度。

作为校勘史籍的钥匙之一，是关于历代避讳的知识。宋代已开始有学者在这方面下工夫，乾嘉时期周广业的《经史避名汇考》是第一部专门性的巨著，可惜没有刊行。陈垣的《史讳举例》8卷82例成为避讳学的代表作。

至于考据之学，则发端于古代的传注。西晋以下，注史的情况越来越多。《三国志》裴松之注包括补缺遗、备异闻、正纰缪、辨当否四项内容，深受后世考史者推崇。但其作为治经、治史的重要方法，则是在清代才专门提出来的，至乾嘉时期形成专门学问。考据之学与目录、版本、辨伪、校勘、注训、辑佚等学密切相关，成为诸多学问的综合运用。从事考据，一般说来，不掌握上述知识和手段，难以达到取材广博、用材精审、训释准确、类例分明，也就难以确保考证无误。除了史料学或文献学的知识外，还需要逻辑学修养、其他相关专业知识，如音韵、历律、地理等知识。近代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用旧史料解释新发现的材料，以新发现的材料印证旧史料，将考据之学推向新阶段。考古证史一派的陈寅恪、陈垣，继王国维之后，不仅体现了近代考据家的史识，还将与考据学相关的各专门之学趋于条理化、系统化。

治史方法的发达，与修史制度的演变、史籍形式的多样，表明我国传统史学始终处于一种知性阶段。重视史料的搜集、排比和考订，强调自身的积累，长于个体探讨（或称微观研究），再加之孔子“述而不作”以及“作者谓之圣，述者谓之明”的古训，使我国的传统史学基本上是以叙述的形态而存在。这样的一种治史系统，不仅对吸收其他学科成果重视不够，还相对排斥理论分析及概括，逐渐形成一个“封闭圈”，延缓着向理性阶段的迈进。因此传统史学不仅无法迎接外界的挑战，连自身的发展也步履艰难。发挥这种治史系统整理历史资料、考订历史事实之长，并使之由封闭走向开放，从知性推进到理性，则是应当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