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清前期史学从辉煌走向终结

明末清初，即17世纪中叶的中国，没有能够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同步，打开近代社会的大门，仍然在已经落后了的经济形态下缓慢前进。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给正在走向衰落的古老社会带来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同时，巨大的民族反抗心理，还激起经世思潮的空前高涨。清廷在武力征服的同时，一方面施以文化高压政策，毫不含糊地遏制了这一思潮的扩展；另一方面又从中原的传统文化中找到有利于巩固自己统治的思想武器——“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整个知识界被引导到对传统学术文化进行全面整理和系统总结的新阶段。清前期，是古代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辉煌阶段，但同时也是一个即将终结的阶段。

1 清初主要史学流派

通常讲明末清初“三大师”——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代表着史学上的三个不同流派。

先说黄宗羲与浙东学派。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学者尊称为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末，从学于刘宗周，曾招募义勇结寨抗清。直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眼见恢复明室无望，才返归故里，致力于著述与讲学，开出浙东学术一大流派，一生著述60余种1300余卷。

《明夷待访录》不分卷，成于康熙二年（1663年），是黄宗羲结束颠沛流离生活，开始转而著述的标志。全书13篇，要点有三：一是明君臣职分，抨击君主专制；二是强调“法治”，认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三是治乱系万民，工商皆为本的思想。通过总结明亡的教训，提出对君主政体的评价问题，既是黄宗羲经世思想的集中表现，又闪烁出早期民主思想的光辉。

《明儒学案》62卷是黄宗羲最重要的学术贡献，纵贯有明一代理学源流，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断代学术史巨著。前面提到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是为学术史的雏形。明末清初，也还有《圣学宗传》、《理学宗传》等，但只有《明儒学案》体例严整，自成一家，是名符其实的“为学作史”。卷首冠以《师说》，辑录刘宗周对明代理学的论述，为全书宗旨。其下，按学术传授系统，将明代200多名学者分为不同学派，立了17个学案。明初，以4个学案分叙程朱之学和陆学。明中期，以7个学案重点叙说王（守仁）学及其门派，又以止修、泰州、甘泉3个学派虽出王门却别有宗旨，故不标“王门”2字。不属任何学派的方孝孺等40余人，另立《诸儒学案》上、中、下。明末，以东林、蕺山二学案修正王学末流之弊。每一学案之前，黄宗羲有一绪论，介绍案主学术宗旨。其后，为案主本传。之后，选录案主有关文章和语录。全书较为注意各家各派的“一偏之见”、“相反之论”，辨明学术宗旨，但其所叙仅限于理学各派，而于王世贞、李贽等的学术竟无所叙，未免局限。

黄宗羲开浙东学术之源，下启万斯同兄弟的经史之学，以至乾嘉时期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尚存其意，可谓源远流长，自成一系。

万斯同以布衣参预清初官修《明史》，作出不可磨灭贡献，前面已有所叙。

全祖望虽然出生于黄宗羲去世之后，但其毕生最大的功绩就在承继黄宗羲父子未竟之业，完成《宋元学案》100卷。全书立宋元86个学案，叙宋元期间2000余学者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宗旨。其中，以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晦翁、象山等学案为重点，叙二程、朱陆学术。每一学案前表列师友弟子，再立案主小传，末附轶闻及评论。其书不主一尊，既叙理学，也叙各家各派。

“黄顾并举”，与黄宗羲齐名的另一学术大师则是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年），原名绛，字忠清，明亡改炎武，字宁人，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末，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从科场中清醒过来，开始探寻国弱民贫的病根，倾全力编纂《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明亡之后，抗清失败。顺治十四年（1657年）以后，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云游生涯。康熙元年（1662年）以后，渐渐转以毕生精力编写其最重要的代表作《日知录》。新的文字狱再度降临其头上。晚年的顾炎武以其深湛的学术造诣而名誉朝野，被尊为“清学开山”。

《天下郡国利病书》有不分卷本和120卷本两种本子，体现着顾炎武早年的经世思想。在全书编排上，120卷本总论舆地山川，分述两京及十三布政司，然后是边备、河套、西域、交趾、海外诸蕃及入贡互市。通过丰富的资料，揭示明代的社会经济状况，探寻利弊得失，以求达到革除弊病的目的。有关各地赋役不均的实情，有关农民起义的事实，都是《明实录》、《明史》中难以见到的。

《日知录》32卷，用顾炎武的说法，是其“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的一部结晶之作。内容广博，涵盖古今，但未明确标目分类。因此，后人有分为8类的，也有归为15类的，都不能代表其本意。顾炎武自己也有一个说法：“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与人书二十五》）。不论谈“经术”，还是讲“博闻”，都是围绕“治道”的，显见其旨趣是在“明道救世”。由此更容易了解其先前的经世思想如何日趋深化。书中从探讨社会经济问题入手，进而引向对君主政体的抨击，对此过去人们似乎注意不够。卷6《爱百姓故刑罚中》、卷9《守令》、卷24《君》等条，尽剥“君”的高贵外衣，提出反对“独治”、实行“众治”的主张。抨击空疏学风，倡导务实之风，更是《日知录》的一大成就。正是《日知录》以其朴实无华的内容，开启了清代健实清新的新风气。书中所反映的重视发掘一手材料，广求本证旁证，综贯百家而通其源流，明古今历史递变，宁可阙疑也不主观臆断，虚怀若谷以求精当等等的治史精神和方法，不仅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学，甚而及于近代史学。然而，“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的一面则渐渐被舍弃掉了。

踵接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集历代舆地学大成的，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130卷，附《舆图要览》4卷。书中，顾祖禹有意识地把地理环境与历史事变相结合，使两者水乳交融，表现出了强烈的经世思想。前9卷总论历代州域形势，以朝代为经、地理为纬。中114卷，依明代政区分述南、北直隶及十三布政司，每省卷首冠以总叙，再叙各府、州、县疆域沿革、名山大川、关隘古迹等。其间，郡县变迁、山川险要、战守攻取，载录最详。后7卷专叙山川原委、天文分野。每卷所记，正文为纲，注释为目，夹叙夹议。其书内容丰富，多取材于文献，而缺少实地考察，再就是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对历史的作用。虽然如此，仍不失为我国古代历史地理学的一个辉煌总结。

与黄宗羲、顾炎武并提的另一清初学术大师是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学者尊称为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一生坎坷。明亡后曾举兵抗清，但不接受大西军李定国之请，拒不出山。康熙平定吴三桂之后，王夫之以“顽石”自况，归隐著述，形成其博大的学术体系。在史学领域中，既有名著《读通鉴论》和《宋论》，又有堪称信史的《永历实录》、《箨史》等。

《读通鉴论》30卷是王夫之的史论代表作，也是古代史论的杰作。其书以朝代分卷，有一朝一卷的，也有一朝数卷的。每卷中，包括几个帝王，少则1人，多则8人。每一帝王之下，又分若干节论其史事。卷末又有叙论4篇。书中所论集中反映了王夫之的历史观点和政治倾向。

王夫之在清理宋明学术的同时，以自己的学术实践形成完整的哲学体系，包括“变化日新”的辩证思维和“理势合一”的历史观，为古代史学思想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所谓“势”，是指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谓“理”，是指“顺必然之势者”（《宋论》卷7）的事理。王夫之以“理势合一”的理论，否定了所谓“三代盛世”的说法。全书开篇，肯定秦始皇废分封制、立郡县制是“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也是其“理势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变化日新”的哲学思想在看待历史问题时，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古今变革的不可逆转，“事随势迁而法必变”，只能够“趋时更新”，不应该以“祖宗之法”施之后世。贯穿整部书的一个思想是：汉以后之天下，只能“以汉以后之法治之”。

以史为鉴，求治之所资，更是王夫之著《读通鉴论》的经世之旨。他在书中这样写道：“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卷6）就是说，写史论史，不能只追求记载繁富，而要表达经世大略，使后人从中得到治世的启发。《读通鉴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三位“大师”所欲“经”之“世”非清而明，所“致”之“用”是为明用而不为清用，终究无济于世，“依旧空言”而已。“经世”不成，却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学术风气，推动着学术发展，这才是其“致用”的实际意义所在！

2 “乾嘉史学”

通常所说的“乾嘉史学”，多指乾隆、嘉庆时期（1736～1820年）史学的基本倾向——历史考据，并以钱大昕、赵翼、王鸣盛三人为当时考史的代表。其实，事情还有另一面，除了历史考据之作外，还有大量鸿篇巨制的官修史著，直至今天仍然为学术研究的重要依据，其影响和作用远远超过所谓“三大考史”之作。下面，将分别作以评述。

乾嘉时期，继承清朝开国以来的文化政策，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更多地采取了另一手，即“寓禁于修”、“稽古右文”等做法，渐渐将清初“三大师”所开启的博古通今、经世致用的风气，引导到整理文献、埋头著述的方向上去，造成博古而怯于通今，知人而畏于论世的学术环境。朝廷牢牢抓住修史大权，极力抬高官修史书的地位，而一切官修史书又都唯“上谕”是尊。整理文献，始终贯串“归正斥邪”的原则，这就是乾隆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下的谕旨：“该总裁等务须详慎决择，使群言悉归雅正，副朕鉴古斥邪之意。”在这样的“文化政策”下，乾嘉时期官修史书大大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而且差不多覆盖了史部的各主要门类。如正史类有乾隆四年成书的《明史》，编年类有诸帝《实录》、《御定通鉴纲目》等，纪事本末类有乾隆、嘉庆各次武功的《方略》、《纪略》，诏令奏议类有各帝的《圣训》、《上谕》之类，传记类有《满汉名臣传》、《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等，地理类更有《大清一统志》和各省《通志》、府县方志，职官类有《历代职官表》等，政书类有“续三通”、“清三通”、《大清会典》等，目录类有《四库全书总目》及《简明目录》等。就是别史类、杂史类、金石类、史评类，也不乏乾隆、嘉庆敕撰。如此繁富的著述，不仅为后人提供了研治清史的基本素材，也是了解乾嘉时期史学必不可缺的内容，不可在谈“乾嘉史学”时否认上述事实。

对于上述事实，当然还应具体分析。上面已经提到，这是乾嘉时期“文化政策”在史学领域的集中体现。官修史书既已“垄断”了史部的主要门类，垄断了近世史（明清史）的修撰，私人治史只能被挤到古史领域，舍近而向古了，朝廷也同样给“读书人”留下一条狭窄的“作学问”之路——历史考据。乾隆“上谕”特别强调：“即在识小之徒，专门撰述，细及名物象数，兼综条贯，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发明，可为游艺养心之一助”（《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所谓“细及名物象数”，就是指烦琐的历史考据；所谓“有所发明，可游艺养心”，就是引导你为一己之得而沾沾自喜。于是，乾嘉时期的私人治史，渐渐落入乾隆“文化政策”的圈套，纷纷去校注古籍，辨伪辑佚，修补旧史，考订史事。辨伪之学以崔述最有成就。辑佚成果，颇为可观，当时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史部著述就有《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两朝纲目备要》、《宋会要稿》等重要史籍。修补旧史，重点在表和志上，后来大都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西魏书》、《十国春秋》、《元史稿》等，是改编旧史的佼佼者。在这众多“识小之徒，专门撰述”当中，“兼综条贯，各自成家”的，则是钱大昕、赵翼、王鸣盛三家，也即通常所谓“乾嘉三大考史家”。

钱大昕（1728～1804年），字晓征，又字辛楣，号竹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官至少詹事。48岁退隐，专心讲学、著述，《廿二史考异》100卷是其考史的代表作。钱大昕曾言其考史“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是为书中的重点。其考证的方法，一是汇集各项材料，以“廿二史”为主，兼及稗官野史、金石材料；二是排比异同，观其联系，以定真伪；三是专题考索，如《侯国考》一类的专条。通过考证，钱大昕发现“廿二史”中或多或少都存在各种谬误。对于宋元明官修各史多所不满，尤其不满于明初官修《元史》，因而其书竟以15卷的篇幅来指摘《元史》的谬误。至于他的元史研究和《元史稿》有什么“政治”色彩，应从其考订官修《元史》的角度来理解较为适宜。

赵翼（1727～1814年），字耘松（亦作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进士，官至贵西兵备道。46岁辞官还乡，专心著述，《廿二史札记》36卷是其治史的代表作。赵翼的“廿二史”与钱大昕的“廿二史”稍有不同，钱大昕的《考异》是从“廿四史”中提出《旧五代史》、《明史》置之不议，赵翼的《札记》则是以朝廷所定《正史》为名目，实则考论的是包括《旧唐书》和《旧五代史》在内的“廿四史”。赵翼在书前的《小引》中谈到其编著宗旨：“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牴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其书有考据，有议论，又长于综合归纳，提炼出许多比较精到简明的专题，但其以史证史，基本上限于以正史证正史，兼用本证、互证和理证之法，不取“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在考论各“正史”时，赵翼十分用心于各史的编纂问题，如取材精审与否、文笔是否简净、史家品德如何，对于了解“廿四史”及其作者提出一个大致的认识。书中评论史事或人物，最大的特点是不专主一事一人，而是抓住一个时代的特点，融汇相关素材而加以考论。例如，汉代的外戚、宦官、党锢和经学，魏晋南北朝的门第、九品中正和清谈，唐代的“女祸”、宦官、藩镇，五代的武夫，宋代的弊政、和议，辽、金、元的用兵，明代的刑狱、阉党、“流贼”等，都有若干专条考论。赵翼在书前《小引》中的这句话也应当引起注意，即“自惟中岁归田，遭时承平，得优游林下，寝馈于文史以送老，书生之幸多矣。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是不敢与顾炎武相比，还是暗示其书欲仿效《日知录》？另有《陔余丛考》43卷，可与《廿二史札记》参看。

王鸣盛（1722～1797年），字凤喈，号礼堂，又号西庄，晚年又号西沚居士，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与钱大昕同中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42岁休官，移居苏州，专事著述，《十七史商榷》100卷是其史学成就的代表。王鸣盛所“商榷”的十七史是指《新唐书》、《新五代史》以前的各“正史”。但其又以《旧唐书》、《旧五代史》与二“新史”互校，故实际涉及的是十九史。所谓“商榷”，即其自序所说：“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蹖驳”。其书的重点，一是校勘文字，二是考证典制。在考证典制方面，注意职官制度和地理沿革。王鸣盛与赵翼的一个最大的不同点是，他在“商榷”各史时，广求善本，“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暨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祠墓祠庙伽兰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为佐证”。考校当中，也很注意对各史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内容相同的各史，如《南史》、《北史》与南北朝八史，两《唐书》、两《五代史》进行对比，发现异同，以评论其体例、取材、纪事、文笔及修史态度等。王鸣盛论史，也有一些独到之处，翻了一些旧案，如称唐永贞革新是“改革积弊，加惠穷民”，而《新唐书》只“以成败论人事”，应当“平反此狱”。但总的说，王鸣盛治史“矜气，好诋评，心又不细”（《越缦堂读书记·综合性笔记》），影响了其书的价值。

不论钱大昕、赵翼、王鸣盛三人的成就与局限如何，他们的一个最明显的共同之处就是：博古而不通今，考史而不论世。正因为此，便使人以为“乾嘉史学”就是乾嘉考据了。其实，这在乾嘉时期的整个史学领域中，只能占据一席之地，仅仅表明历史考据这一分支学科的水平。

不要忘记，在乾嘉时期的史坛上，除了官修史书覆盖史部各门类之外，除了“三大考史”所代表的博古倾向之外，更有着章学诚所代表的全面反思古典史学得失的这一重要方面。

3 《文史通义》：古典史学的终结

正当“天子右文稽古，《三通》、《四库》诸馆以次而开，词臣多由编纂超迁，而寒士挟策依人，亦以精于校雠，辄得优馆，甚且资以进身”的“风气所趋”之际，异军突起，出现了一位“必逆于时趋”的史学大家——章学诚，并以其代表作《文史通义》宣告了我国古典史学的终结。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十五、六岁时，志趣已移于史学，并逐渐有了独特的见解。后入京得到翰林院编修朱筠的赏识，因以与当时的学界名流戴震、邵晋涵、洪亮吉等交游。直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才得中进士，但“自以迂疏，不敢入仕”。此间除了应聘修撰《和州志》、《永清县志》等，基本以教书讲学为生。五十三年，入毕沅府，为其编纂《续资治通鉴》，主编《湖北通志》等。《文史通义》是章学诚从35岁开始，历时30余年，在辗转奔波的旅途中，逐篇撰写的。未及完稿，贫病而卒。道光十二年（1832年），次子华绂在开封刊印《文史通义》内篇5卷、外篇3卷以及《校雠通义》3卷，是为章学诚著述的最早刊本，称“大梁本”。1922年，刘承干依章学诚遗稿编目补订由嘉业堂刊印《章氏遗书》50卷，是为章学诚著述的最全刊本。“遗书”本的《文史通义》内篇6卷、外篇3卷。

章学诚平生著述宏富，但其自谓“性命之文，尽于《通义》一书”（《跋戊申秋课》）。而其撰著《文史通义》，是“专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为能持世而救偏”（《与陈鉴亭论学》）。在《报孙渊如书》中，他又强调：“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很显然，章学诚是要以《文史通义》来抨击世俗风尚而有所偏的倾向，系统“校雠”史学的种种得失。在章学诚看来，历来学术风尚的偏向，一是“空言义理以为功”的宋学，一是“以考订名物为务”的汉学，因以“苟欲有所救挽”。书中针对乾嘉时期的考据之风，强调“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但“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浙东学术》）。而“‘尊汉学’尚郑（玄）许（慎），今之风尚如此。此乃学古，非古学也”（《说林》）。另一方面，书中对于“舍人事而言性天”的宋学流弊，同样大加鞭斥：“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足，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通耻言宋学矣”（《家书》五）。在批判两种学风之弊的时候，章学诚并没有一笔抹煞它们的学术地位，而是确立其“咨于善者而取法”的兼收并蓄的学术思想体系。

其一，强调“六经皆史”，扩大史学领域。全书开篇第一句便是“六经皆史也”，因为“六经”都是“先王之政典”。这一思想不仅使他认为“古无经史之分”，更使他提出“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报孙渊如书》）的看法。因此，当他强调史家要博学时，便要求其“经部宜通，子部宜择，集部宜裁，方志宜选，谱牒宜略”。史学的范围被空前地拓展到了历代经典、州县志书、官府案牍、金石图谱、歌谣谚语、私家著述等各个方面。

史学领域的空前拓展，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着严格区分的。这就是：以博稽言史，为史考；以文笔言史，是史选；以史实言史，为史纂；以议论言史，是史评；以体例言史，是史例。而只有通古今之变，独断于一心，垂之后世的，才是史学，其核心是史意。据此，书中把史家著述分为“著作之史”（又称为“撰述”）、“纂修之史”（又称为“记注”）两大基本类型。著作之史即“撰述”的要求是“圆而神”，能融会贯通，富于创见；纂修之史即“记注”的要求是“方以智”，要据事直书，给人以知识。但其总的要求是二者相统一：“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

其二，论史家所长，强调著述者心术。第三章曾经谈到刘知几的“史才须有三长”说，章学诚则认为“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同时又以刘知几所说的史才三长，“犹未足以尽其理”，因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如果只知“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就是说，心术不正，即便有思想观点，材料丰富，文笔也好，也只能是“秽史”、“谤书”。那么，章学诚对“心术”的解释又是怎样说呢？书中写道：“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史德》）。这里的“天”，是指客观存在的事实；其所谓“人”，是指人的主观认识和思想感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要求尊重客观事实，不掺杂个人主观意识。即便不可能完全做到，只要力求以事实制约感情，也足以称得上是有“心术”。由此可见，章学诚提出的“史德”和“心术”，早已超出道德品质的范畴，而是着重于著述者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的统一。这在古代史学发展中实在是难得的认识，似乎成为检验历代史家“心术”的测试仪。

其三，崇尚通史之风，主张变革史书体裁。与刘知几贬抑通史正相反，章学诚推崇郑樵的“会通”之旨，提出通史之修有“六便”即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平是非、去牴牾、详邻事；又有“二长”即具剪裁、立家法。但同时，他还指出通史有“三弊”即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详见《释通》）。通过对历代史书体裁演变的考察，看到被官府垄断的纪传体“不思所以变通之道”（《书教下》），提出改革的设想：本纪兼采编年与纪事本末的优点，以纪为经，以传为纬，但“非区辨崇卑”，而传则兼述事、叙人、记言，还要有图表。

其四，重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章学诚所著《校雠通义》因失盗，已经残缺不全，但已足以见其对古代目录学、校雠学的重视程度。在保存下来的《校雠通义》叙文的开头，就这样写道：“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在《籍书园书目序》中，又强调“求其书者可即类似明学，由流而溯源，庶几通于大道之要，而有以刊落夫无实之文词，泛滥之记诵，则学术当而风俗成臭。”本着这样的宗旨，章学诚入毕沅府之后，便借助毕沅之力编纂《史籍考》，“取多用宏，包经而兼采子集”，计分12部，部下又分若干类别，总为325卷。终因毕沅先卒，此书未得传世，但就所知《史籍考》的情况，已经表明这是一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部目录学之作了。

其五，强调方志为史体，提出修志十议。章学诚不仅以其修纂方志作为他的史学示范之作，还从修志的实践中积累了经验，形成独到的方志理论。他不同意方志是地理书，只应考其地理沿革的说法，而是认为“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之后，进一步指出方志应有体例，并为其立“三书”，即志、掌故和文征。在编纂《湖北通志》时，“三书”的类别趋于完备。“志”包括纪、图、表、考、政略、列传各部门；“掌故”包括地方行政的档案规程，分吏、户、礼、兵、刑、工各部门；“文征”包括正史列传、经济策划、词章诗赋、近人诗词等。“三书”之外，另立“丛谈”，附“稗野说部之流”，作为补充资料。关于修志的指导思想，专有《修志十议》一篇，提出修志的“二便”、“三长”、“五难”、“八忌”、“四体”、“四要”，并分“十议”以议职掌、考证、征信、征文、传例、书法、援引、裁制、标题、外编。为了确保资料的搜集、保存和修纂，章学诚还提出修志的常设机构问题，主张设志科专司其事。

章学诚“不以风气为重轻”著《文史通义》，把古代史学理论推向顶峰，既对先前的史学作出系统总结，又预示着“乾嘉后思想解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成为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清前期200年间的史学，确实成绩可观，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甚至好几个朝代。可是国门一旦被打开，便发现在此同时，旧世界真正地“天崩地解”了。这一时期，西方的史学家大都是思想家，因而极大地推动着历史哲学的兴起，影响久远。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这时也已诞生。习惯于纵向比较，沾沾于清前期的史学，是一种封闭型的思维方式。如果改换视野，作横向对照，则只能说此间的史学是在传统中兜圈子、找出路。成绩再大，出路依然渺茫。紧闭的国门虽然禁锢了国人，却挡不住洋人，终于被洋枪洋炮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