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帛书的发现、流传经过

帛书的发现和流传经过最为纷乱的只有楚帛书一种，其他如马王堆帛书，因为是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其发现和流传的经过并没有多少传奇色彩，而敦煌几件帛书的发现和流传经过也比较简单，唯有楚帛书的发现、流传始末扑朔迷离，众说不一。近年来，唯有李零先生在此方面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才基本上廓清了楚帛书流传过程中的岁月迷雾。这里，我们主要参考李先生的调查结果，同时查考楚帛书流传过程中的主要当事人蔡季襄的档案和自述，对楚帛书的发现、流传始末作一次较为完整的述说。

1 楚帛书的发现和流传始末

楚帛书最早被称为晚周缯书，是1942年9月左右被当时长沙一批专事盗墓的“土夫子”盗掘出土的。当时参加盗墓的“土夫子”有任全生、漆孝忠、李光远、胡德兴等人。以任全生为首的这批盗墓人员，在新中国以后多被当时的湖南省文管会，后来的湖南省博物馆所接收。1973年，为了同刚刚发掘的马王堆汉墓作比较，任全生等人还带着当时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的同志找到当年他们盗掘楚帛书的墓地，即长沙市东郊子弹库楚墓，对该墓进行了一次补救性的科学发掘。据《文物》1974年第2期上刊出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木椁墓》的简报所知：该墓形制不大，带斜坡墓道，葬具为一椁双层棺，椁室大小为长3.06米，宽1.85米，高1.33米。墓主是一位40岁左右的男子，随葬的器物包括鼎、敦、壶等陶器和竹木漆器、丝麻织品、玉璧帛画等。据任全生等人追忆，著名的楚帛书就是从这个楚墓中盗掘出来的。

楚帛书被盗掘出来后，最早的收藏者是长沙东站路唐茂盛古玩店的老板唐鉴泉。蔡季襄在他的自传中说：1943年，他在从上海逃回长沙后，花了数千元的代价，在东站路唐茂盛古玩店买到战国时代出土的缯书一幅和其他陶铜器物。然后，长沙于1944年4月沦陷，蔡季襄携带楚帛书避难至安化。在安化城北租房住了一段时间，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于1944年8月以前写了一本《晚周缯书考证》，同年在蓝田付印，第一次对楚帛书的形制、文字和图像进行了研究和介绍。1945年抗战胜利，蔡氏从安化回到长沙，因生计清淡，即于1946年携带楚帛书前往上海，想通过上海的古董商金才记等人卖一个好价钱。但金才记出价太低，蔡氏转而找了另一位早已认识的古董商叶三。叶氏认为当时上海对帛书漆器等文物的销路不好，不愿接手。后经傅佩鹤从中牵线，与正在上海的柯强联系上了。此人曾于1934年至1937年，在长沙的雅礼中学任教，其间曾与蔡氏有过交往。初次见面，柯强看到了蔡氏所写的《晚周缯书考证》一书，如获至宝，索要了一册带回他的寓所。后在柯强的寓所里，柯氏介绍说美国有红外线照相机，可以显示缯书上不清楚的文字，提高和增加缯书的价值。这样，在傅佩鹤的怂恿下，在柯强的一再要求下，蔡氏既为了脱手卖个好价钱，又为了多解决一些文字的释清问题，答应将帛书借给柯强研究照相，结果却被柯氏连哄带骗地将帛书转手带到了美国。这中间的具体经过，许多帛书的研究者并不清楚，为了让这段内情公之于世，笔者查阅了蔡氏档案，今从蔡氏自己所写的自供状中摘录一节，以作为这段鲜为人知的帛书流失经过的最可信的第一手文字记录。

傅佩鹤一清早就来了，我便携带了缯书和一个装缯书的破烂竹子织的匣子，匣子里面还有一些零星缯书残片，和傅佩鹤一同带到了柯强的公寓。柯强见了，非常高兴，当时把缯书展开看了一下便连忙收到木柜里去了，约我明天早晨去取。第二天我和傅佩鹤去取缯书的时候，柯强望见我们，皱着眉头说：“对不起，缯书还没有照好，因为我这部照相机还缺一些零件，所以不能照，我准备今天和你谈话后，我到我的朋友家中去借来，总得把它照好，请你明天来罢。”

到了第三天，我和傅佩鹤一早去的，进门之后，柯强望着我们笑嘻嘻地说：“我昨天在你们去后，就坐车到我的朋友家中把零件借回来了，但是不大相合，还是不能照好，恰巧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上校，昨日由美国飞到上海，到我这里来看我，我把这事和他说了，他也很高兴，因他有事马上就飞台湾转旧金山，我想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就托他带往美国用红外线给你照相去了，这个忙我可帮助你不小。”

当时我听了，呆了半晌，心中非常气愤，便对柯强发作道：“我对你这种作法，绝对否认。我这幅缯书，是我的主权，你要寄到美国去拍照，也应当征求我的同意后方可带去，你不应该业不由主，随便寄去。你昨天约我今天来取缯书，现在请你马上交还我。”他听我这样说，也没生气，依然笑嘻嘻地说道：“蔡先生，你不要这样性急，我是一番美意，拿到美国去拍照，我保证在一个星期内，就可寄回来还你的，请你原谅，等待几天罢，如果途中有什么意外发生，我还可以照价赔偿。”傅佩鹤把我拉到一旁，细细地对我说：“缯书已经被他寄走了，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只怪我们太大意了，我看情况，要缯书回还你，恐怕会成问题，它方才提出保证说，缯书在途中如果发生意外，他可照价赔偿，我看你这张缯画，终久还是会卖掉的，不如趁这个机会，作价卖给他，要他先付一笔定金，免得弄得钱货两空，并且他现在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员，你和他闹翻了，说不定他要难为你一下，是很容易的事。你如果同意，我可以和柯强商量一下，现在把缯书的价钱谈好，要他先付你一笔定金，将来缯书寄回来了，那就更好，如果不寄回的话，你可以向他索要缯书价款，一来双方不致闹翻，二来不致踏空，请你斟酌一下。”

我当时也觉得毫无其他办法，只好听凭他们摆布，由傅佩鹤和柯强商量，把缯书作价一万元美金，当日由柯强先交定金一千美元作为保证，日后缯书寄回，我将定金退还给他，如果不寄回的话，则我向他取回余款，期间以1946年9月为期。并经傅佩鹤从中斡旋，写了如下这个字据：

言定晚周缯书书价美金一万元，先交定金美金一千元，余款美金九千元言定在1949年8月底付清。

柯强用中、英文在字据上签了字，并以为时间太紧，将8月改为了9月。（见湖南省博物馆所存的蔡季襄档案）

时值9月，待蔡氏再去上海找柯强时，柯氏已因其父去世赶回美国去了，从此两人亦再无缘谋面。就这样，由蔡氏收藏的这件稀世珍宝，也就流入美国，成了他人之物。而帛书在美国的经历蔡氏亦难以知晓了。

上面所摘录的蔡氏所言，除个别文字作些订正外，基本上是蔡氏的原话，看起来带有传奇色彩，但它毕竟是蔡氏的原始记录，至少给我们说明了帛书流入柯强之手，流入美国的具体地点和具体时间，至于其细节的可信程度如何，我们则无需细究了。

楚帛书流入美国以后的情况，一直少有人调查和真正弄清楚。近两年，全赖李零先生在美国作了大量的寻访和调查后，才基本弄清其收藏和转手情况。现参考李零先生的记述（详见《楚帛书的再认识》，载《中国文化》第10期和《中国方术考》，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作些介绍如下：

1946年蔡氏在无法与柯强联络之后，曾于1947年底，拜托即将赴美求学的原长沙雅礼中学的学生吴柱存代其在美寻找柯强并索回帛书或余款。吴氏在美确实找到了柯强，但因帛书并没有卖出，故并没有什么结果。1950年吴氏回国，蔡氏也因贩卖文物在广州被拘审。几个月后蔡被收录为湖南文管会的工作人员，从此再没有和吴氏联系，蔡氏本人一直到死也没有再看到帛书，也一直不清楚帛书在美的情况，更没有再收到过柯强的任何书信和余款。

现据赛克勒美术馆所存档案中柯强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远东部主任普利斯特的通信和柯强从大都会博物馆提取楚帛书的文件复本所知，在1949年以前，柯强曾确实游说美国各大博物馆，希望能以高价售出，但毫无结果。后来柯氏尽管把价钱压到7500美元，而且反复游说，声称无人购买，就得归还中国，或到伦敦或斯德哥尔摩去卖，但普利斯特仍无法说服大都会博物馆买下此物，只同意留供检验。这样，从1949年至1964年，楚帛书就以供检验为名寄存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而由柯强同时弄往美国的其他帛书残片和存放帛书的竹笈则存放在华盛顿的一家库房里，处于一种暂时的“无主”状态。

1964年，柯氏从大都会博物馆取出帛书，转售于纽约古董商戴润斋。1966年，戴氏将从柯氏手中购得的文物转售美国古董收藏家赛克勒医生，当时戴氏本想留下那张楚帛书，后因美国著名的古董收藏家辛格博士偶然发现而大力推崇，力劝赛氏购进此物，这样，楚帛书才归赛氏所收藏。楚帛书虽已是赛氏的收藏品，但从1966年至1987年，这件艺术瑰宝一直存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987年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建成后，楚帛书才连同赛氏所藏的亚洲文物一起移存该馆保存至今，而由柯强原存放于华盛顿一家仓库的其他帛书残片和竹笈也随后由柯氏一并售给了赛克勒美术馆。

赛氏生前曾多次表示，将来总有一天会把此物归还中国。他的朋友辛格博士曾预言，楚帛书也许会在赛氏所捐助的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艺术博物馆开馆之际归还中国。很遗憾的是，在北大赛克勒考古艺术博物馆开馆之前，赛氏就已不幸谢世，因此，赛氏的愿望未能实现，楚帛书亦由赛克勒美术馆保存至今。

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书中，这幅最完整的也是最著名的楚帛书的发现流传经过大致如上所述。而同是该墓出土的其他帛书，则因残损严重而分归不同的物主。1992年第11期《文物》上所刊商志兇《记商承祚教授藏长沙子弹库楚国残帛书》一文公布了商承祚收藏的1枚帛书残片。据说商先生的帛书残片得自长沙的徐桢立，而徐氏又得自唐鉴泉（一说得自蔡季襄）。也许是1943年唐氏将完整的帛书和竹笈及竹笈内的帛书残片卖给蔡季襄时，留下了这1块残片，然后转手徐桢立，待商先生到长沙时，再转卖给他的。据商先生1964年在《文物》第9期上发表的《战国楚帛书述略》所知，这些帛书残片亦可能购自当年的长沙唐茂盛古玩店的老板唐鉴泉。这1块残片由商先生珍藏至今，乃是目前所知保存于国内的唯一的楚帛书残片（后由其子商志兇先生为代表于1996年捐赠给湖南省博物馆收藏）。除此之外，其他帛书残片的流传经过则和那幅著名的楚帛书的流传经过一样，经蔡氏流入柯强之手，然后流入美国。在寄放于华盛顿一家仓库数十年后才一并归入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保存至今。

2 马王堆帛书的出土整理经过

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是1973年12月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出土时，它全部盛放在三号墓东边箱的一个长方形漆盒内，这个漆盒长59.8厘米，宽37厘米，高21.2厘米。盒内有五格，最边上是一个较窄的通格，盛放着帛书《导引图》和缠在二、三厘米宽木片上的帛书《老子》甲本，上面还压着两卷医简。中间较大的一格则放着一叠折叠成长方形的帛书。其他三格中基本上是空的，有两个空格中放有牡蛎壳和植物枝茎，这类东西到底是作什么用的，目前尚不清楚。

帛书出土后，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当时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批示，立即将帛书运往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抢救性的揭裱整理。揭裱工作大致前后进行了几年才初步告一段落。托裱好的帛书从1981年开始逐步归还湖南省博物馆，到1985年9月，所有帛书，包括帛书残片已全部归还湖南省博物馆保管。当时全部装裱成卷的只有《老子》甲本、《刑德》甲、乙篇、《导引图》、《五星占》、《胎产书》、《杂占图》等几种，其他帛书都还是处于托裱状态，即并没有装裱成卷，特别是有好些残片因太碎而不便保管。故在1987年，由湖南省博物馆的周志媛同志试着装裱了两个帛书残片册页。时隔多年，在1992年，为纪念马王堆汉墓挖掘二十周年，湖南省博物馆又组织人力物力，由笔者负责帛书内容的前后拼接，由周志媛同志再次对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系辞》进行了装裱，同时由周志媛、汤素雅两位同志分别对帛书中难以完全拼合的如《春秋事语》、《阴阳五行》、《五十二病方》、《养生方》等进行了单片帛书的装裱工作，对帛书的保护和原件的整理有了一些改善。直至今天，帛书的装裱工作也没有最后完成。因为帛书的拼接工程太大，特别是那些尚未整理发表的帛书，又无历史文献可稽查考，故要想将原物的装裱基本复原，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