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宋明时期的理学（下）

1 元明时期的思想状况

蒙古族的忽必烈于1264年至元元年建都燕京，1271年定国号为大元。新建立的元朝加强了对南宋的进攻，1276年占领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市），1279年消灭了南宋流亡政权，宋王朝从此灭亡。元朝初期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使粮食产量有所增加，手工业生产的规模有所扩大，手工业的技术也有所提高。由于在国内市场上使用统一的货币和统一的政令，元朝的商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元朝的文化，无论是自然科学或文学艺术都得到了发展，出现了郭守敬、朱世杰等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也出现了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等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元代统治者信奉传统的萨蛮教，但是，他们并不排斥其他的宗教。因此，佛教、道教特别是佛教中的喇嘛教在元代有较大的发展，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摩尼教、婆罗门教、犹太教也相继在元代传入中国，首先在中国沿海的一些城市传播开来。元代是理学进一步发展的时期。理学家赵复最初在燕京设立了太极书院，专门传播程朱理学。此后，许衡、刘因、吴澄更是元代理学的重要人物。元朝的统治者把理学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从朝廷考试到州县学校的教学，都以程朱所阐发的儒学作为主要内容。朱熹的《四书集注》被称为“圣经章句”。元朝末年，社会矛盾激化，全国各地爆发了反抗元朝的斗争。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韩山童和刘福通发动的起义、彭莹玉和徐寿辉发动的起义、方国珍和张士诚发动的起义。曾经作为游方僧的朱元璋也参加到南方红巾军的起义队伍中，并且不断壮大了自己的势力，终于分化瓦解和消灭了其他的起义队伍，于1368年即皇帝位，定都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市），定国号为明。1367年秋，朱元璋派大军北伐。1368年明军进入大都，结束了元朝的统治。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他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把原来由丞相分管的吏、户、兵、刑、工、礼六部改为皇帝统管，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他又对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进行改革，极大地加强了皇帝对于地方政权的直接控制。明代的统治者也加强了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提倡八股文和程朱理学，并且制造文字狱，杀害无辜的知识分子，禁锢人们的思想。

明代出现了三种值得注意的思潮，即理学思潮、批判理学思潮、心学思潮。

理学思潮。从明朝初期到明朝末年，程朱理学的发展轨迹是两头高，中间低，好像一个马鞍形。明朝从开国到弘治、正德以前100多年的时间内，一直是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朱元璋制科取士，招致理学人物，对坚守理学师训的刘基、宋濂委以重任。在明成祖朱棣倡导下编纂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造成了理学独尊的局面。但是，正德以后，这种局面已无法维持。明代中期，王阳明的心学独占鳌头，程朱理学走向衰微，跌入低谷。到了明代末期，理学又在王学的颓势中逐渐复兴起来。独尊—衰微—回归，这是程朱理学从明初到明末的基本态势。明代末年，程朱理学的回归是与王阳明心学内部的分化同时进行的。一大批原来属于王学系统的思想家，对王学末流的所作所为深感失望。他们重新燃起对朱学的热情，纷纷脱离王学，转向程朱理学。明末东林学派先驱者之一的薛应旗，早年笃信王学，后改宗程朱，提倡“知即为行，事即为学”，表示出与“离行言知，外事言学”的王学末流的不同思想倾向。他重订宋端仪所著《考亭渊源录》24卷，把朱学看作孔门儒学的正宗。他的学生张淇，早年信奉王阳明的良知之说，后来弃王从朱，认为王学末流“异说横流”，“其害真酷似夷狄禽兽”。他的另一位学生顾宪成，思想转变更为彻底，成了明末程朱理学的著名代表。

批判理学思潮。对理学的批判可以追溯到宋代。南宋思想家陈亮、叶适在王霸和义利等问题上同朱熹等理学家有过争论，批评了某些理学观点。但是，对理学（包括心学）的批判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则是从明代中期开始的。它的基本内容有两项：一是方向问题，即坚持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或其他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世界的观点，同理学所包含的错误观点明显区别开来；二是态度问题，即对理学所包含的某些错误采取揭露、批判和分析的态度。只要能够做到这两点，不管批判者来自何种学派，不管他同理学有过何种关系，都属于批判理学思潮这个范畴之中。所以，批判理学的思潮实质上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正确思想对错误思想的斗争。在明代，参加这种斗争的哲学家有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吕坤等人。其中，王廷相的贡献尤为突出。王廷相（1474～1544年），河南仪封人（今兰考县人）。他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老庄思想、佛教思想、迷信思想以及阴阳灾异思想等等都成了他批判的对象。但是，他批判的锋芒主要是对准了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他对理学的批判，旗帜鲜明、重点突出，反映了理学发展中的深刻矛盾和明代思想的若干状况。他提出气本论，与程朱理学的理本论区别开来。王廷相哲学中的“气”具有深刻的唯物主义内涵，认为“气为物始”，“天地未判之前只有一气而已”。这种气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本原，它的存在是永恒的、绝对的，只有聚与散的形态变化，不会出现本体意义上的有与无的区别，这些就是王廷相气本论的主要之点。王廷相正是用这种本质上属于唯物主义的气本论，有力地驳斥了程朱理学的基本论点，如理为太极论、理生气论、理不朽论、理一分殊论。

心学思潮。明代是心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心学一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明代初期虽然以程朱理学为主，但心学的倾向已露其端倪。明初朱学崇仁学派的开创者吴与弼（1391～1469年）兼采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之长，重视本心，强调静观涵养，主张通过“洗心”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他的心学思想成了后来王阳明心学的先导。他的门人陈献章（1428～1500年）承其余绪，建立了心学的思想体系，认为“心”是比“道”或“理”更为根本的东西，无论“道”、“理”或天地万物都是心的派生物，断言“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天地之大，万物之富，完全“具于一心”。他进一步提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的命题，把“为学当求诸心”作为“心学法门”。吴与弼的另一门人胡居仁（1434～1484年）在坚持理为太极的同时，坚持心即理的心学观点，断言“心与理一”。他提出心与理不相离的观点，认为心之所以成为善心就因为有理，理之所以能够存在就因为有心，指出“所以为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处心即安，心丰处理即在”。他又坚持理在心中而不在心外的心学观点，断言“理具于心”，“心存万理”。在明代的心学思潮中，李贽（1527～1602年）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提出著名的“童心说”，认为童心就是“最初一念的本心”，其最大特点是真而非假，因此，童心就是真心，指出“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的基本精神就是去假而存真，即反对假人、假事、假言、假文以及“满场是假”的风气，矛头直指儒家的六经及孔孟之学，认为这些道理未必出于圣人之口，足以蔽障童心，徒增伪饰。这样发而为言语政事与文辞，必然都是虚伪，不可能有真正的价值。所以，从哲学上看，童心说虽然属于心学的范畴，但是从社会作用而言，它在当时是反对封建传统观念的一种思想武器，在政治与文学等领域都有较大的影响。李贽的童心说是对王阳明心学的继承和发挥。王阳明心学是明代中后期影响最大的一种学说，它简称王学或阳明学，在明代中后期有如异军突起，风行了100多年。

2 王阳明的心学

王阳明（1472～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浙江省余姚人。因筑室阳明洞，故世称阳明先生。他27岁时通过了朝廷最高一级考试，进入政界。当时明武宗即位不久，大权落在宦官刘瑾手里。刘瑾把持了要害部门，为所欲为，随意迫害正直的官员，制造了无数冤案。王阳明上书皇帝，反对宦官的迫害行为。刘瑾怀恨在心，下令将王阳明拘捕下狱，廷杖四十。不久，王阳明被流放到贵州省修文县的龙场驿。他在1509年底遇赦，先后担任过地方和朝廷的官职。由于他率兵平定了朱宸（音chén）濠阴谋推翻朝廷的叛乱而立了大功，被封为伯爵，后又追封为侯爵。

“心”是王学的基本概念。“心”具有多层次的含义。它的最低层次是知觉，王阳明认为凡有知觉的地方就是心。他所说的知觉实际上是感觉。但是，它的心学并没有停留在这个意义上，它认为心的更高层次是伦理道德规范。心在本质上是无私的。它充满恻隐之心和不可胜用的仁德，因此，心是伦理道德的最高体现。不过，王阳明的心学也没有停留在伦理道德的层次上，它认为心的最高层次是包容万物和产生万物的本体。作为本体的心可以脱离一切外物而独立，一切外物却不能脱离心而独立。心具有无限性，心本身就是无限。“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人心只要去掉私欲障蔽，见其本体，也就成了无限的天渊。这种作为本体的心已经从动的领域超脱出来，处于完全静止的状态，因此王阳明说：“心之本体，原自不动。”

在王阳明的心学中，心的最低层次是感觉；心的较高层次是伦理；心的最高层次是本体。从现象的层次上看，心是运动的，是与有限的物质相联系的；从本体的层次上看，心是静止的、无限的。心的多层次性是王学的重要特色。王学主张由最低的感觉层次进到理性层次，再由理性层次进到本体层次。在本体层次上，心不但获得了无限广大的包容性，而且不再被物欲所牵动，处在持久的静态之中。实际上，这是心的最完善圆满的状态。由此可以看出，王学是研究人自身完善的理论。它劝人不要在心外的事物上耗费自己的精力，而必须集中力量去调整和完善自己的内心世界。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它提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学”的原则。这里需要提及王阳明论证这个原则的有趣事例。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王阳明与友人一同到离家不远的南镇游玩。一位朋友指着山中的花树问王阳明：你经常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可是这些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的心究竟有何干？王阳明回答说：你没有看到这些花时，这些花和你的心都不存在；你来看这些花时，这些花才一下子明白地呈现出来，由此就可以断定这些花只在你的心里而不在你的心外。他采用的方法是以个人的观感来论定外界事物的有无，即你未看到这些花时根本没有花，你来看这些花时花才出现。就是说，没有你的主观感觉，外界事物也就不存在。这与英国哲学家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观点颇为相似。

良知学说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王阳明晚年集中精力，专门阐述良知学说。“良知”的概念是由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孟子提出的。孟子认为，每个人先天具备善良的道德意识，这就是良知。王阳明虽然继承了孟子的观点，但是良知学说却是通过他切身体验创造出来的。他由格身外之物转到对内心的探索，最终以良知作为归宿。良知学说的提出，标志着王阳明心学的最终完成。总的说来，“心”与“良知”、心之本体与心之良知，都是一致的，可以互相重合。纯粹至善的心之本体就是良知。尽管如此，王阳明晚年往往单提良知。在他看来，良知的概念显然优于心或心之本体的概念。他把良知置于造物主的位置上，认为“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能够“生天生地”，创造出万事万物。作为造物主的良知是一种主观精神，即所谓“我的灵明”。王阳明说，良知“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就没有谁去仰它的高；地没有“我的灵明”，就没有谁去俯它的深。他的结论是：“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在他看来，天地万物没有“我的灵明”就不可能存在。他对良知和“我的灵明”的强调，使他在哲学上与贝克莱明显地区别开来。他虽然认为存在离不开感知，却把主观精神（良知或“我的灵明”）作为最高的存在或本体的存在。

王阳明是知行合一论的倡导者。他的知行合一论的最大特点是把认识问题局限于伦理道德范畴上，强调对封建伦理道德的体认和践履。但是，他的知行合一论也包含着若干合理的思想因素。王阳明了解人类行为的基本特点，认为人类行为自始至终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指出“行”不离“知”，“知”贯穿于“行”的全过程，“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种观点从知行关系上进一步划清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王阳明肯定“知”与“行”是互相促进的关系，指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认为行为之所以具有确定的方向和目标，就因为有“知”作指导。没有“知”作为“行”的主意，“行”就是盲目的。盲目的行动不可能获得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知”也必须依靠“行”去校正和落实，否则就可能流于空泛，不可能发生实际作用。这种知行互相促进的观点既反对盲目性，又反对空泛无实，其着眼点在于提高知与行的实际效果。王阳明特别强调真知离不开行，指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他认为凡是真知都可以付诸实行，凡是不能实行的都算不上真知。他要求人们把已经掌握的知识都通过自己的行动表现出来，指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他进一步强调亲身实践是获得真知的途径。他说：“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哑子由于语言上的障碍，不能把吃苦瓜的感受告诉别人。其实，这个道理对于一般人同样适用。因此，王阳明又说：“譬之饮食，其味之美恶，食者当自知之，非人之能以其美恶告之也。”他意在说明真知从亲身实践中来。亲身实践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

王阳明提倡自觉、自主和自得。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他主张不从形式上看问题而从实质上看问题。就是说，不管某种言论是出自孔子那样的大权威还是出自普通人，只要说得对就接受，说错了就拒绝。对与错都通过自己的头脑去作判断。实际上，这种“学贵得之心”的观点，是当时社会条件下的一种思想解放。这种思想解放的内容之一是尊重个人自己的心得和见解，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更反对盲从与迷信。

但是，王学对个人自觉、自主和自得的提倡，并不归结为个人的放任。它要求处理好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要求个人的自觉、自主和自得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王阳明说，医生必须根据病情辨证施治，不能把个人的主观设想强加于病人。同样，个人的自觉、自主和自得并非要别人服从某个人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同公道、公言相一致。就是说，个人的自觉、自主和自得是发展公道、公言的途径，而不是个人营私网利的道路。王阳明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他认为，任何人的学问与见解都不是终极的真理或不可动摇的定论，必须站在“天下之公”的立场去评判。更重要的是，个人的自觉、自主和自得，应当朝着公道、公学和公言的方向发展，因为个人的本事再大，也不能把道与学据为己有。

3 心学的若干学派

王阳明的心学能够比较好地满足明代中后期社会的需要，这是它处于优势地位的主要原因。阳明一生讲学，弟子众多。转相传授，扩大了王学的影响。此外，阳明是当时的功臣，他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有力地加强了王学的影响。他平日的言论被弟子们记录下来，定名为《传习录》，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和嘉靖三年（1524年）分别在江西和浙江刊行。他被许多人尊崇为导师。这些事实说明，阳明在世时，他的学说已大行于世。

阳明死后，他的学说在大江南北拥有大批信奉者。这些信奉者在致良知的宗旨下，对王学作了发挥和解释，形成了王学的不同学派。据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的研究，活跃在明代学术领域的王学主要有：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可称之为王学六派。

浙中王学是浙江地区的王学学派。它的代表人物是阳明最亲密的学生，如徐爱、黄绾、钱德洪、王畿（音jī）等人。他们对王学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收集整理了阳明的言论和著作，出版了阳明的传记资料。阳明生前对刊刻自己的著作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主张志在明道，不要用繁文去眩惑人们的耳目。因此，当学生请求刊刻他的文稿时，他或者表示拒绝，或者只同意刊刻数篇。阳明去世以后，浙中王学的传人在办理阳明的丧事时，开始向各方面征集阳明的遗言遗著，后来又派人到阳明活动过的江西、两湖、两广及南京等地广泛收集有关资料。经过多年努力，终于编成了较完备的《王文成公全书》38卷。以上著作保存了有关阳明生平和思想的基本资料。二是为阳明洗冤请功。阳明生前曾多次蒙冤，连平定朱宸濠一事也受到朝廷的猜忌诋毁。他去世以后，在继续受到诋毁的同时，还被剥夺爵位世袭等权利。浙中王学的传人不畏权势，为阳明洗冤请功做了大量工作。如陆原静的《辨忠谗以定国是疏》、黄绾的《明军功以励忠勤疏》等，澄清了许多事实，对流言飞语进行了有力的驳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尘埃落定，为阳明恢复了名誉。以上两件事直接关系到王学的发展和传播。

至于浙中王学的思想倾向，其实并不完全一致。虽然都讲良知，但对良知的解说各色各样。钱德洪认为良知是戒惧，王畿认为良知是性之灵根，黄绾则由信奉良知学说到批判良知学说，前后思想的变化非常明显。

江右王学是江西地区的王学学派，代表人物有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等人。这些人是阳明在江西讲学时的学生。其中，有的人还随阳明到浙江绍兴继续求学，与阳明的关系相当密切。比如，邹守益在江西时协助阳明平定朱宸濠的叛乱活动。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只有江西王学真正得到了阳明学说的真传。不过，江西王学在发挥阳明心学的过程中，侧重点也很不相同。邹守益强调“敬”，认为心的主宰就是“敬”，没有“敬”就不会有心的主宰作用，断言“圣门要旨，只在修己以敬”。他进一步把“敬”看作良知的精髓，认为“敬”是良知的精明处，只有“敬”才使良知纯粹，不掺杂任何私欲。邹守益的这些说法，实际上把“敬”置于良知之上，认为应该以“敬”为中心去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这与阳明的良知学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江西王学并不一般地把“心”看作无限广大的本体，而是把“心”看作知觉的运动。因此，他们也不一般地坚持阳明的“心外无物”的思想，而是用知觉复合论来解释万物的形成。比如，欧阳德认为事物就是知觉。人的视、听、言、动、喜、怒、哀、乐就是事物的源泉。鸢的飞翔，鱼的跳跃，以至山川的流峙，草木的生化，都是人的视听言动、喜怒哀乐的表现。欧阳德用视听言动之外无物的思想代替阳明的“心外无物”的思想。聂豹提出“寂体论”，认为与见闻绝缘的寂体是万物生成变化的根源。寂体与阳明的良知相同的地方，在于两者都作为万物的本原而存在，不同的地方在于良知就是本心，良知存在于心中，而寂体并非本心，它是先天存在的东西。聂豹在《困辨录》中说：“寂然不动，中涵太虚，先天也。”从总的方面看，江西王学对阳明的学说是忠实的，但这个学派对王学所作的阐述却具有鲜明的个性。

南中王学是江苏、安徽地区的王学学派。其代表人物黄勉之、周道通、朱得之都是阳明的学生。此外，薛甲等人虽未亲自从学于阳明，但笃信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学说。南中王学坚持阳明的“存心”与知耻等观点，却不固守门户之见，表现出调和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的倾向。周道通对朱、陆之争已不感兴趣，认为学者不卷入朱、陆之争，也会有所收获。他说：“正学不明已久，不须枉费心力，为朱陆争是非。若其人果能立志，决意要如此学，已自大段明白了。朱陆虽不辨，彼自能觉得。”薛甲进一步提出朱陆合一的命题，认为陆、王心学与朱熹理学都可以在心学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南中王学还表现出用道家学说以修正阳明学说的倾向。比如，《参玄三语》的作者朱得之认为，阳明的格物之学因未脱离见闻而产生的弊端，“不若尽涤旧闻，空洞其中，听其有触而觉，如此得者尤为真实”。他主张由阳明的格物之学而转向道家的清虚无为。

楚中王学是湖南、湖北地区的王学学派。其代表人物蒋信、冀元亨都是湖南常德人。在阳明贬谪贵州龙场驿以后，他们前往求学。他们坚持阳明心学的基本观点，认为心纯粹至善，无知而无不知，无为而无不为，不应当在心之外去求得知识。但是，楚中王学把气学的观点引进心学。蒋信认为心就是气，心与气互相贯通，心的虚灵知觉是最精微的气所表现的功能。他进一步用气本论代替心本论，指出凡言命、言道、言诚、言太极、言仁，都是指气，断言“宇宙浑是一块气”。这种气本论的观点是与心本论对立的。从感情上说，以蒋信、冀元亨为代表的楚中王学成员与阳明是非常亲近的，但这种情况并不排除两者在学术观点上的重大差异。

北方王学是山东、河南、陕西地区的王学学派。其代表人物穆孔晖和南大吉是阳明的学生。穆孔晖在阳明主持山东乡试时以优异的成绩被列为第一名。他先是潜心钻研理学，后转变为传播阳明心学。但是，他提倡心空论，认为心应事物，而事物不着于心，心自来自去，随应随寂，如鸟过天空，天空与鸟的身躯互不妨碍，也互不相干。这种心空论明显地属于佛教思想，而与阳明的心学很不相同。南大吉是陕西渭南人，他在任绍兴知府期间，一方面为阳明讲学和王学的传播提供了一些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又从学阳明，相信各个心中自有圣贤，不必他求。他与阳明过从甚密，曾反复向阳明请教。他回陕西以后，创办书院，传播王学。他在《示门人诗》中对阳明及其学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昔我在英龄，驾车词赋场。朝夕工步骤，追踪班与扬。中岁遇达人，授我大道方。归来三秦地，坠绪何茫茫。前访周公迹，后窃横渠芳。愿言偕数子，教学此相将。”意思是说，在青少年时期，他醉心于词赋，学习汉代著名词赋家班固与扬雄的写作技巧。到了中年，因遇到阳明这样的达人才走上了正道。不过，北方王学力量较弱，大部分王学传人属于阳明的再传弟子。

粤闽王学是广东、福建地区的王学学派。这个学派在福建的成员有马子莘、陈国英等人。他们受业于阳明，并与阳明有书信往来，重点是讨论有关良知的各种问题。在粤闽王学中，以广东地区的王学最为兴盛。一是受业的时间早，在阳明从贵州贬所复出后不久，广东的方叔贤即及门受业，并与阳明有书信往来。二是从学者甚众，阳明在江西任职时，一大批广东籍学生慕名而至，向阳明问学。薛侃、薛尚谦、梁日孚以及杨士德、杨仕鸣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人物。据《明儒学案》卷三十记载，广东王学力图划清阳明学与佛教之间的界限，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认为“离乎人伦物理而虚无者，二氏之谬也；不离人伦日用而虚无者，吾儒之学也”，主要以是否离开人伦物理作为区分儒、佛的标准。

从以上6个王学学派的情况来看，王学以浙江为中心向周围地区辐射，王学的传人遍及大江南北，其影响扩展到了全国各地。在明代中后期，王学取代朱熹理学，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王学的发展本身就是王学的分化。钱德洪在《大学问》的跋文中说，阳明死后，“吾党各以己见立说。学者稍见本体，即好为径超顿悟之说，无复有省身克己之功。谓一见本体，超圣可以跂足，视师门诚意格物、为善去恶之旨，皆相鄙以为第一义，简略事为，言行无顾，甚者荡灭礼教，犹自以为得圣门之最上乘。噫，亦已过矣。”这种“各以己见立说”的情况，在各个王学学派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