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宋朝兵家的思想及其著作

1 文化背景与兵学发展的关系

宋朝分为北宋、南宋两个时期，960～1127年为北宋，1127～1279年为南宋。

北宋初，在政治上努力加强皇权的封建专制，地方上武官担任的高级职务渐由文官担任，地方上的财政划归中央专设的机构，地方上的精兵编入禁军的系统。朝廷的权力实行分割与相互制约，如枢密院掌军事，统兵却归禁军三衙；又有御史台对百官实施监察。这些措施，使得宋朝的内部战争有一个突出特点：因地方势力膨胀而引发的战争几近绝迹，内部战争主要表现为农民和少数民族的起事。

北宋初确立的政治制度，成为官僚机构日益庞大并日益腐化的温床。为防止贫苦农民的起事，北宋初又确立了募兵养兵的基本国策，军队数量越来越庞大，国库的亏空也越来越严重，对农民的剥削随之而加重，农民的起事也就更加频繁。

北宋初形成的皇权的过分强化和以文制武的局面，成为宋朝对外来军事威胁一贯表现软弱的一个原因。979年的高梁河（今北京城西北）之战和986年的岐沟关（今河北涿县西南）之战，北宋大败于辽，对辽便基本采取了守势。北宋中期与西夏的战争，宋军往往进退失据，疲于应付。北宋末年与金的战争，宋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以致最后乞和不成，被金军攻破东京，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南宋时期，对金作战采取消极防御战略，虽然屡屡击退金军的进攻，却不能乘胜北进，始终不能收复中原失地。南宋后期，宋军与蒙古军联合灭金，结果却是为蒙古扫清了南攻的障碍。南宋又不能及时调整战略，仍沿袭对金的防御策略，使战争的主动权始终操于蒙古军之手。宋军被动挨打，最终被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所灭。

宋朝军事上的积弱和对外战争的长期处于劣势，不可能造就大批杰出的军事家，狄青、岳飞那样的名将不可多见。

另一方面，宋朝军事现状却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北宋王朝何以积弱积贫以致亡国？南宋王朝为何不能扭转战争的局面？诸多问题，促使一些有志之士潜心研究兵法，研究历史以比照现实，或发奋写成兵书，或上书献策，力图从兵学角度找到问题的答案。一些官员在战争实践中悉心总结经验教训，撰为专著，以警世人。同时，宋代学派林立，学派间的论争风行一时，这种风气也影响到谈兵论武的领域，带来宋代兵学论著风格多样、议论风发的特点。宋代的兵学论著中，固然不乏新颖深刻的识见，但纸上谈兵、不切实际或迂阔拘泥者亦不少。这种风气的盛行，与统治者的提倡不无关系，尤其是北宋神宗继仁宗之后重新开设武学，钦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和《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为《武经七书》，更引起人们对兵学尤其是古兵法的热情。许洞的《虎钤经》、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是宋代兵书中较有名的。

宋朝军事上虽积弱积贫，社会生产力却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科学技术有显著的成就，火药制作的武器逐渐增多，管形射击火器出现。这种进步迅速反映到军事上，影响到兵学论著方面。南宋初陈规的《守城录》，充分反映了这种变化。

2 许洞兵学思想的系统性

许洞是北宋前期兵家，兵书《虎钤经》的作者。约生活于10世纪的后30年至11世纪的前20年间，字渊夫，一字洞天，吴郡（今江苏吴县）人，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进士，曾任雄武军推官、均州参军、乌江县主簿等职。他历4年于景德元年（1004年）撰成《虎钤经》，次年进献朝廷。

《虎钤经》共20卷，210篇。该书分类编排《孙子》和唐李筌的《太白阴经》，发挥二书的观点。前10卷主要论述为将用兵问题，结合历代战例和整军治武问题，对《孙子》的一些主要思想阐述较细，发挥较多；后10卷主要讨论天时、占星、云气等问题，天人感应等荒诞迷信之说颇多。全书的价值主要在前10卷；不过后10卷有的内容涉及天象气候与战争的关系，有的论述人马医疗问题，有一定价值，尤其是汇集了与军事有关的历法、记时及识别方位等知识，不少是以前兵书没有的内容。

《虎钤经》反映出许洞已形成较为系统的军事思想。

在战争观上，许洞主张“先谋为本”，即周密谋划战争的全过程，准备好实施战争计划的必要条件。他综合《孙子》等古代兵家的论述，系统地提出了各类军事行动的必要准备：策划兴师作战，先要部署好民众的安定问题；打算进攻敌人，先要部署好己方粮道的畅通问题；准备摆开阵势，先要盘算好占据有利地形；准备克敌制胜，先要研究怎样保证内部团结；准备坚守拒敌，先要部署好军资的委积；准备强化军队的战斗力，先要保证赏罚分明的制度；准备夺取远方之地，先要部署好近处的防卫。抓住这些根本，其他次要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在此基础上，许洞提出了“三和”、“三有余”和“三必行”的原则。“三和”指和于国才能兴兵，和于军才能出阵，和于阵才能出战。“三有余”指力有余，食有余，义有余。“三必行”就是“必行其谋”，“必行其赏”，“必行其罚”。许洞以此来解释《孙子》“胜兵先胜”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孙武的战争观。

在作战指导上，许洞细致地阐述了作战过程各阶段的基本原则：既战之后，要善于抓住战机，夺敌所恃，夺敌之气；战斗中间，要因势制宜，如佯动诱敌，以击其虚，或击敌懈怠，攻敌不意；初获胜利时，要乘胜扩大战果。作战过程中，或胜或败，本常有之事，要做到“胜不可专，败不可不专”，初获胜利要想到可能出现的失败，遭受挫折要寻找反败为胜的契机。这些基本原则的核心思想是“出奇应变”。为将者必须“知变”，知吉凶、险易、利害等战场态势的相互转化，才能“以虚含变”，灵活地运用各种战术原则。

值得强调的是，许洞把“知变”的态度运用到借鉴古兵法上。他主张学习古兵法，但不能只懂得用古兵法的常势去作战。因为这样呆板地运用兵法，对方也会用相应的兵法来应战，甚至针对所用之势而采取击破之法。只有“反古之法”，逆而用之，才可能出乎敌人所料，克敌制胜。许洞“逆用古法”的理论，在当时的兵坛上独树一帜，对以后何去非等兵家有较大影响。

许洞的《虎钤经》内容相当丰富，除前述重要内容外，还有关于船战、步战、守城、攻城、结营、略地等多方面的论述，反映出作者渊博的兵学知识和独到的军事见地。虽然其中亦有不容推敲的肤浅之谈，但究竟不是一般的书生之见，很少不着边际的泛论空谈。《虎钤经》大量汇集兵法、阵法等知识，并对之加以阐述发挥的体例，对以后《武经总要》、《百战奇法》、《武编》、《登坛必究》、《武备志》等兵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3 狄青的作战方略与治军思想

狄青（1008～1057年）是北宋著名将领。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擅长骑射。初隶骑御马直，选为散直，侍卫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称大夏皇帝，宋择卫士赴边以御西夏，青应诏为延州（今陕西延安）指使。在延州等处4年，经大小25战，骁勇善战，中箭多次，屡建战功，深为戍边名臣韩琦、范仲淹器重，以功升为秦州刺史、泾原路副都总管。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议和，元昊称臣，青徙为真定路副都总管，后迁马军副都指挥使。当时狄青脸上为卒伍时的刺字犹存，仁宗曾敕其敷药除字，他却请求加以保留，以自己的奋斗经历激励军士。皇祐四年（1052年），广源州（约今越南高平地区）蛮族首领侬智高反叛，攻占广南（今广西、广东）九州，斩、俘宋将多人。宋廷两度遣将攻讨，师久无功。狄青乃上表请行，率军进抵宾州（今广西宾阳北）。后在归仁铺（今南宁东北）大败侬军，又追至邕州（今南宁），歼敌万余人，招抚遣散被胁迫者7000余人。升为枢密副使，班师回京。次年升枢密使。至和三年（1056年），因军士常盛赞之，引起流言，罢枢密使，出判陈州。次年二月病卒。

狄青起于卒伍，身经数十战，外击西夏，内定广南，战功卓著，名动夷夏。宋神宗时追思其功勋为人，命取其画像入禁中，亲自为他写下祭文。

狄青作战勇谋兼备，遇范仲淹后又熟读秦汉以来将帅兵法，使其军事艺术渐臻佳境。

计事深思熟虑，用兵先定远略，是狄青作为一个成熟的将领的标志之一。侬智高反叛后，先以余靖为安抚使征讨。交趾国（即越南）声言愿出兵助讨侬智高。余靖认为可信，在邕州等地准备可供万人用的粮食以待其兵。仁宗下诏以缗钱3万赐给交趾作军费，并应允讨平侬智高后厚赏交趾兵。狄青到南方后，果断传檄余靖，命其不得派使者去交趾借兵，同时上奏仁宗陈述己见。他认为：交趾声援将派步骑赴援，并不可靠。况且向外国借兵以平内乱，对自己是不利的。向外国借兵，他们贪得钱财必然不顾信义，因此而作乱，我凭什么去抗击他们？这一见解说服了仁宗。后来狄青迅速讨平了侬智高。这件事说明狄青在计虑讨敌方略时，不仅只考虑如何取胜，还考虑用何种方略取胜才可不留后患。

对敌作战，善用诈巧，是狄青战术指导的一个特点。与西夏军作战时，他曾巧施疑兵之计，以锣声为号，令将士忽停忽退，使西夏军既不明宋军实力，又不辨宋军行止。当敌正疑惧之时，他忽然挥军攻击，西夏军大溃。攻侬智高时，他传令军中休息10日。侬智高的侦探把这情况回报，侬以为宋军不会马上来攻。第2天，狄青迅速整齐骑兵，以一昼夜越过昆仑关（今广西宾阳西南），直出归仁铺列阵，先以前锋与侬军激战，后又指挥左右翼骑兵夹击敌人。侬军毫无防备，大败溃逃。

军纪严明，善待将士，是狄青治军带兵的基本特点。古来为将者，或执法如山，或体恤将士，二者兼备者并不很多。狄青一贯如此。他受命讨侬智高之初，传令诸将不得擅出与敌作战，等候他的统一调遣。广西钤辖陈曙乘他尚未到前线，擅自发8000名步兵攻敌，大败于昆仑关。狄青说：“号令不能整齐，所以军队打败仗。”依军法斩陈曙及临阵败逃的将佐30人。在执法如山的同时，他颇能体恤将士。行军作战，他与军士同饥寒劳苦；打胜仗后，他常把功劳推给其将佐。讨侬智高时全由他谋划，战事已完，记功报捷等一般余事全部交给安抚使孙沔去办，他全不放在心上，因此将佐们深服其为人。

4 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

何去非是北宋中期兵家，兵书《何博士备论》的作者。生卒年不详。字正通，浦城（今属福建）人。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以其“对策”词理优瞻、长于论兵入仕，始为右班殿直、武学教授，后历任武学博士、徐州州学教授、富阳知县、沧州通判、司农司丞、庐州通判等官。曾参加《武经七书》的校订。元祐五年（1090年），翰林学士苏轼两次奏荐《何博士备论》于朝廷，并誉其“出人意表，有补于世”，从此是书行于世。

何去非有感于北宋王朝军事上积弱之势，适应宋神宗、王安石变法图强的需要，悉心研究史书兵法，以古喻今，评论战国至五代战争胜负和重要军事人物统军用兵得失，发愤著为《何博士备论》。是书原为28篇，今存26篇，包括《六国论》、《秦论》、《楚汉论》、《汉武帝论》、《汉光武论》、《吴论》、《陆机论》等。全书近3万字，论及战争、战略、战术、建军治军、选将用人等诸多方面，多有独到之处。

何去非认为，战争的指导思想关系战争的成败。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在战略决策时考虑根本“利害”。以秦末战争为例，陈胜首先起义后，天下响应，他们把存亡胜败寄托于拼死一战，所以兵锋十分猛烈。这时，秦王朝的战略决策应是放弃已背叛的山东，严守函谷关，即使政治上仍然黑暗，关中还可维持一段时间。但秦沿用吞并六国时的战略，放弃崤函天险，孤军渡过漳水、洛水，左突右攻，对付四面八方合围而来的义军，最后导致失败。虽然秦亡是必然之势，但灭亡得如此迅速，就是因为战争的指导思想严重错误。汉兴以后，关于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的讨论一直比较热烈，大都着眼于政治的腐败。何去非此论，着眼于军事上的战略决策，很有新意，分析也入情入理。

何去非强调，确定战略上的攻守之势要以对形势的综合分析为基础。他指出，“善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当攻而守，当守而攻，是战略决策上的错误，是自取失败的做法。怎样确定“攻守之所宜”，就取决于对形势的分析了。所谓形势，一是民心向背，即“逆顺之情”；二是自身的局面，即其军队是“兼敌之师”还是“救败之师”，从战略角度考虑，“兼敌之师利于转战，救败之师利于固守”；三是敌方的大势，是师老意惫，还是其锋正锐，对前者应采取进攻战略，对后者应采用防守战略。

何去非强调，治军须有严格的纪律，军纪松懈，也是致败之由。对于君主而言，要善行“将将”之道，知人善任，所用非其人，等于“以其将予敌”。对于将领而言，要善行“为将”之道，要能“自将其身”，胜不飘然，败不躁动。在此基础上，坚持以法治军，不可稍废，因为“理军而废纪律者败”。他认为西汉名将李广所以兵败，根本原因就是治军纪律不严。其论不拘成说，独有见地。

何去非发挥许洞“知变”而“逆用古法”的理论，进一步强调战术指导上的“出奇应变”原则。他主张运用古兵法，要“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推崇韩信、曹操的多谋善断。

《何博士备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在当时颇有影响，后世不少兵家也很注意其中的论述。

5 陈规的守城思想

生平与《守城录》

陈规（1072～1141年）是南宋绍兴年间名臣，著名火器专家、军事家。字元则，密州安丘（今属山东）人。早年熟读兵书，精研法律制度，学习工程技艺。中年中明法科，50余岁始为安陆令。北宋靖康末，盗匪祝进攻德安府（今湖北安陆），知府弃城逃走，父老推陈规摄守事，连战败敌。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因功出任德安知府，大破攻城的李孝义等部。后授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绍兴二年（1132年），李横率部进围德安，陈规率军民御敌，被石炮伤足，神色不变。粮尽之时，出家财劳军。城将被攻破，他研制出长竹竿火枪，以60人持火枪自西门冲出射敌，焚烧敌军攻城天桥，又以火牛助阵，使敌人拔寨而去。这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管形射击火器，也是最早用射击性火器射敌制胜的战例。第二年，升显谟阁直学士，改知池州兼沿江安抚使。建议罢镇抚使，用偏裨以分诸将之势，被高宗采纳。绍兴九年（1139年），宋金议和，改知顺昌府，积极备战，修城墙，招抚流民，加强民兵组织管理。十年，金人破坏和议，挥师南下。东京副留守刘锜率八字军赴汴（今开封），闻讯不得行，陈规即劝刘锜留驻顺昌（今安徽阜阳），相互勉励，共同以死守城。两人积极布防，当金军来到时，攻守结合，挫败金兵。金都元帅完颜宗弼因前锋屡败，亲率主力10余万来攻。陈规助刘锜大破金军，宗弼被迫撤围回师。陈规因功升枢密院直学士，后移知庐州兼淮西安抚使。十一年，病卒。临终之时，还对职事作出安排。

陈规一生精研军事，讲求实用，有丰富的治军守城的实战经验，并根据战斗需要创制了长竹竿火枪，文武兼备，精通军事工程与火器制造，堪称兵家史上的奇才。他的军事思想，均见于《守城录》。陈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兵家，根据实战经验和兵学素养，撰写了《攻守方略》、《〈靖康朝野佥言〉后序》、《守城机要》等兵学论著。陈规死后约40年，德安府学教授汤璹，追访陈规生前守城逸事，撰《建炎德安守御录》，具体记述陈规在德安守城作战的过程，并于绍熙四年（1193年）向朝廷奏呈其书。大约在宋宁宗以后，原本各自独立的《〈靖康朝野佥言〉后序》、《守城机要》、《建炎德安守御录》被合成一书，这就是今天所能见到的《守城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守城思想

陈规军事思想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其守城思想。

关于守城作战的基本原则，陈规有相当深刻的论述。首先，要充分发掘城内的潜力，不可消极等待救援或轻易放弃守城，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上策莫如自治。其次，守城者要在敌人到来之前，精加思索，预先准备好多种应变之术，做到敌人采用某一种攻城方法，我有数策以拒之。第三，守城不能一味防守，要守中有攻。强弱之势自古无定，要敢于以弱抗强，忽守忽攻，争取主动，转弱为强。

关于城防设施的改革措施，陈规有相当具体的设计。城防设施的重点，是对付敌人的攻城器械。战国晚期的《墨子》城守诸篇，在这方面有丰富的论述。但陈规所处的时代不同了，攻城器械已有长足进步，城防设施也应有相应的改进。陈规认为，在攻城器械中，最具威力的莫过于用机械发射的石炮。对付它的办法，当是以炮对炮。但城上地面不宽，不能安放大的炮架，而且城上有何动作，城外的敌人极易发现，就会先用炮来轰击城上。应在城墙内侧墙角安炮，城上伪装木人，使敌人无法发现城中炮的位置。各炮在城头上设一观察员，随时纠正城中火炮的弹着点。这样，城中炮手虽然看不见目标，却能命中敌人。城中地幅宽长，可多设大炮，对攻城之敌形成炮石如雨般的攻势，这就反守为攻了。为对付攻到城下的敌人，陈规提出修筑重城重壕的方案。敌人如攻进老城，新城新壕又可形成障碍；并且我在城上居高临下以击敌，敌人进退困难，身处兵家所说的“死地”。敌人看见这样的城防设施，必不敢入，甚至不攻而自退。陈规指出，当敌人围城时，不宜把城门堵死，只留二三道门供人出入；反而应多开城门，只要发现攻城之敌有漏洞，就可派兵出击敌人。我方城门甚多，敌人在外设防之地也就多，昼夜备战，无法休息，自然不能长期攻围。

除守城思想外，陈规关于屯田备战的思想也值得注意。他在守德安时，曾就屯田事宜上奏条陈，主张把射手和民兵集结起来，分给田地令其耕种。在军士屯田的地带，一律选险要之处设立堡寨，敌人来犯则聚于堡中御之，无事时就抓紧耕种。射手平时分出一半以屯田。他还提出了鼓励民户屯田的具体措施。

陈规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守城艺术。他成功地研制出长竹竿火枪，在世界科技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6 岳飞的抗金方略与治军思想

生平及其兵学论著

岳飞（1103～1142年）是南宋著名将领。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出身农家。少时勤奋好学，喜读兵书战策。力气极大，能挽300斤的强弓。向周同学射，能左右开弓。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应募从军，曾立军功。靖康元年（1126年），投康王赵构元帅府，抗金作战勇敢，斩将败敌，升秉义郎，隶东京留守宗泽，多立战功。高宗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即位，他上书反对宋室南迁，被革职。旋投河北招抚使张所，用为中军统领。随都统制王彦北渡黄河，转战太行山一带，抗击金军，曾败金军，擒金将，枪挑金黑风大王。建炎三年（1129年），随军南渡，任江淮宣抚使司右军统制。参加阻击金完颜宗弼军渡江，诸将皆溃，独其力战。后退屯蒋山（今南京紫金山），招集散兵，自成一军，转战抗金。四年，移屯宜兴（今属江苏），屡与金兵战。完颜宗弼军渡江北归，他率部截而击之，收复建康（今南京），升通、泰镇抚使。绍兴元年（1131年），隶江淮招讨使张俊，在江南大破李成等武装集团，招降张用，升神武右军副统制。二年，破曹成武装集团。三年，破彭友等农民军。四年，屡破金与伪齐军，收复唐州（今河南唐河）等失地。五年，破杨么农民军，升神武后军都统制。六年，进兵伪齐境，取长永（今河南洛宁西南）、卢氏（今属河南）。七年，升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屡请北伐，反对和议，皆遭拒绝。十年，金破坏和议，大举南侵，岳飞率军迎战完颜宗弼军，大破金军，收复河南大片失地。他遣梁兴渡河，联络河北义军，准备挥师渡河。高宗赵构与秦桧却向金乞和，诏令撤兵。刘锜、张俊、刘光世、杨沂中退回江南，岳飞也奉诏还武昌，所复之地尽失。十一年，岳飞等大将被召回临安（今浙江杭州），一律被解除兵权，岳飞改住枢密副使。这年十月，被秦桧及其党羽诬陷下狱。十二月，秦桧密令杀害岳飞。名将韩世忠责问秦桧，秦桧谓其罪名为“莫须有”。金将闻岳飞死，举杯相贺。孝宗时平反冤狱，追谥武穆。宁宗时，追封鄂王。

岳飞从军统兵20年，与金军多次交锋，屡屡破敌。他收复襄阳等6郡，连破完颜宗弼的精骑，把金军赶到黄河北岸，令金军闻风丧胆。金军叹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史家称他“文武全器，仁智并施”，一代罕见。他一生戎马倥偬，但不忘抽暇研究兵法。据说他曾手校托名诸葛亮撰的《兵函玉镜》，又曾撰《易筋经义图说》。清人黄邦宁辑其文为《岳忠武王文集》，为研究其军事思想提供了方便。

抗金方略多，治军有宽严

岳飞制定战略方针考虑周密。绍兴十年迎战完颜宗弼大军，他审时度势，确立以下方略：兵分奇正，以部分兵力迂回侧击东京一带的金军，自己统领主力从正面攻敌，直向中原；联结北方义军袭击金军后方。这就是他以襄阳（今属湖北襄樊）为基地、联结河朔进图中原的战略。这个战略进退有据，并注意调动被金军隔开的河北抗金武装力量，部署全面有节。

岳飞善于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小击大，以少击众。收复襄阳等6郡之战中，金与其所扶持的伪齐集兵号称30万，妄图夺回襄阳。面对强敌，岳飞派兵诱敌来攻，自己率军自侧翼迂回敌后，形成对敌的夹击之势，击退敌人，为大破敌军打开战局。郾城（今属河南）之战中，完颜宗弼以其精锐、重甲骑兵“铁浮图”排成一字阵，从正面攻向岳家军；又以号称“拐子马”的精骑迂回两翼，形成对岳家军的包抄之势。岳飞面对强敌果断作出安排，以骑兵稳住阵势，待“铁浮图”行至阵前，突令步兵持麻扎刀、提刀、大斧入阵，专砍敌马脚，使敌骑阵大乱；同时派出马军忽前忽左，突袭金“拐子马”，击破其两翼包抄之势。

岳家军英勇善战，岳飞善于治军是重要原因。他平时对将士严格要求，训练从实战出发，决不走过场。部队驻屯或行军中休整，他命令将士冲坡跳壕沟，一律身被重甲训练。对于将领，他要求具备“仁、智、信、勇、严”，缺一不可。行军驻扎，要求纪律严明。士兵有拿百姓一缕麻、一捆草的，立即斩首示众。岳家军夜宿于道路上，百姓如开门请进家歇息，没有人敢私自入内。其军队的口号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从严治军的同时，他很注重抚慰将士。士卒有病，他曾亲自为之调药；诸将远戍，派其妻慰劳诸将家属；将校战死，他抚育他们留下的子女，还让自己的儿子娶死难将校的女儿为妻；凡朝廷有犒赏，分发给将士，自己不拿分毫。

岳飞精忠报国，坚持抗金，虽含冤而死，英名却永存天地之间。他的军事思想是宝贵的兵学财富，他治军强兵的宝贵经验对后世兵家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