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秦汉时期地理知识的成熟

1 《史记》中地理知识的发展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年轻时曾“周览四海名山大川”，足迹遍布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饱览了各地名胜古迹，获取大量第一手资料，从而使他的《史记》“独绝千古”。其中有关地理内容的部分，涉及篇目很多，不便一一赘述，这里仅就《河渠书》和《货殖列传》部分来看秦汉时地理知识的发展。

《史记·河渠书》记述了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到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之间有关黄河变迁及其治理的重大事件，包括黄河决口泛滥、瓠子堵口和各项引黄灌溉水利工程，如关中的漕渠、龙首渠、灵轵渠、辅渠等；此外还记述了这一时期其他水系的水利工程，如“九江引淮”、“泰山下引汶水”等。它是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开创了历代官修正史河渠水利专篇的典范。并第一次赋予“水利”一词以治河防洪、灌溉、航运等专业概念，现代“水利”一词当溯源于此。

《史记·货殖列传》则偏重于经济地理方面，它概述了当时全国各个主要经济区的自然资源、开发状况、人口分布、城市、交通、土特产分布、各经济区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地方风俗等等，用简洁的语言系统地阐述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它系统、全面地记述了战国至汉初全国各地农、林、牧、副、渔业的物产及矿产、土特产分布状况，开创了区域经济地理的先河；第一次记述了全国三十几个主要城市的特点与分布，可算中国城市地理的萌芽；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它首次提出正确的人地关系思想，它所记述的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等，主要是为了开发地利、发展经济。要发展经济，必然会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但地理环境并非是发展经济的决定因素，真正的决定因素是人。它强调“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这种先进的地理思想正是秦汉时人们对地理知识有了充分认识后才产生的，也正说明当时人们对地理知识已不再停留在对表面现象孤立的认识上了，而是进一步深入认识各地理要素相互关系，以及人文因素与地理环境间的关系。

2 沿革地理的先河——《汉书·地理志》

“地理”一词虽始见于先秦文献《周易》中，先秦时期有关地理方面的著作也不少，但专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直到东汉班固撰写《汉书·地理志》才第一次出现。从此“地理”便作为一个专业名词术语、专门知识和学科被确定了，这正是人们对地理知识深化的表现。

《汉书·地理志》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是中国第一部正史地理志，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地理著作，更重要的是它开辟了一门沿革地理的领域，为历史地理和地理学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它开创了沿革地理的先河，从此以后历代官修的正史中，绝大多数都有依其为模式的“地理志”，二十四史中15部有地理志；而且以后编修的历代地理总志，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以及元、明、清的《大一统志》等，都是以它的体例为基础，稍加增补扩大、发展而成。从而在以后的中国古代地理发展史中，便形成了以重视疆域政区沿革变化为特点的“沿革地理学”体系，并以此为主流，使中国古代地理的发展主要趋向沿革地理方向发展。可以说《汉书·地理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地理学深入发展的一个转折，其影响十分深远。一般简称它为《汉志》。

《汉书·地理志》包括3个部分：卷首转录了《禹贡》、《周礼·职方》两篇全文，略加数语，作为对汉代以前沿革的交代；卷尾转录了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其性质近似附录，内容是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加以仿效、补充、扩展、改编的，但远不如《史记·货殖列传》充实。它的重点是中间第二部分，这才是其正文，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国疆域政区为纲，分述当时的103个郡、国，1587个县、道、邑、侯国的建置、沿革。各郡县之下，分别记有户口数字，山丘陂泽的方位，水道源流，水利设施，有历史意义的城、邑、乡、聚，重要的关、塞、亭、障，著名的祠庙、古迹，当地的特产及官营的工矿企业等等，内容十分丰富。

它保存许多珍贵的古代地理资料，其历史价值难以估量。这里不妨略举一二：首先，它记述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西汉王朝的全部疆域政区，幅员辽阔，东至今日本海，西至玉门关、阳关，南至今越南中部及南洋各地，北至阴山；而且对边疆地区记载也很详悉。以后历代地理志不仅所记疆域均不及此广阔，而且对边疆的记载也远不及它详悉。它第一次准确地向我们展示了两千年前中国统一的版图，这恐怕是举世无双的了。其次，它记载了当时全国户口总数及全国各行政区的户口数字，这是现存世界上最早、最系统、较为准确的户口统计数字；根据这些数据结合当时的疆域政区分布，可以画出世界上最早的人口分布图。不仅如此，具有更加深远意义的是，以后历代地理志或总志中都承袭了这一体例，基本上都有当代人口数字记录，从而可以编绘出自汉代以来，中国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人口分布图。这在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至于对西汉各地山川形势、城邑关塞、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矿冶物产的分布等丰富内容的记载，既完整充实，又条理分明，纲举目张，十分难得。

此外，它虽是西汉一代地理专志，对西汉当代地理状况记载翔实，但它同时又“因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它又是一部最早的沿革地理著作，诸凡对历代疆域政区的建置沿革追本溯源的，无不以《汉志》为根本；又因《汉志》中用汉代地名注释了汉以前古籍里所记载的很多古地名，凡需研究汉以前的古代地理、查找古地名的，更少不了它。可见它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必不可少的重要著作。

在《汉书·地理志》以前的地理著作，像《山经》、《周礼·职方》等，都是以山川为主体的；《禹贡》虽有地域观念，但其“九州”毕竟是理想制度，并无现实意义。唯有《汉书·地理志》开创了疆域政区志的体例：“以一朝某一时期的疆域为范围，把当时的政区建置全部记录下来，先立此为主体、为纲领，然后分条附系其他山川物产等项”。不过在汉代，已明确把关于山川等地形方面的知识称为“地理”，《汉书·郊祀志》中说：“山川，地理也。”东汉王充的《论衡·自纪篇》也说：“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以此来衡量，《汉志》虽以“地理”命名，但它还不能算是一部真正的地理著作。因它是以疆域政区的建置沿革为主，将山川退居从属地位，并记述得比较简单。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点正是它的创新，它又赋予“地理”以一种新的意义，从此使疆域政区沿革地理成为中国地理学研究的主流，比较侧重地理沿革的考订和社会历史的记述，而忽视了对于地理环境本身的形态及其变化规律的探索。也就是说，它无形中使中国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在以后很长时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而在人文地理方面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汉书·地理志》在中国古代地理发展史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成了中国古代地理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3 域外地理知识的发展

先秦时期的《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对域外地理知识虽有涉及，但都富于神话色彩，比较虚幻模糊。秦汉时期，由于统一帝国的形成，疆域的扩大，对外联系的加强，使其域外知识大为增长。尤其是西汉张骞和东汉班超出使西域，通过实地考察，对域外知识有了实际认识。这些在《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及其他著作中，都有充分记载。

秦末汉初，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乘中原战乱之机，向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扩展其势力，对西汉王朝的威胁很大。汉武帝时国力强盛，为了“断匈奴右臂”，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所谓西域，是指中国新疆、中亚细亚、印度、伊朗高原、阿拉伯地区及小亚细亚等地。张骞一行从陇西出发，途经河西走廊，被匈奴俘获，拘禁了十年。直到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方才逃脱，继续西行，经天山南麓，到了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又向西去了康居（今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境内锡尔河流域）、大月氏（当时位于阿姆河流域）、大夏（今土库曼境内）等国，到了蓝氏城（今阿富汗的瓦齐纳巴德）。同时还间接地了解到乌孙（今伊犁河、楚河、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一带）、奄蔡（今里海、咸海北）、安息（今伊朗高原）、条支（今伊拉克两河流域）、身毒（今印度）等地的情况，并知道安息之西尚有黎轩（即罗马共和国）。由于交涉未有结果，第二年就翻越了葱岭，取道昆仑山北麓，经莎车（今新疆莎车）、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等地东归，不料途中又为匈奴所获，关押一年多才逃出，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前后历经十三年，方完成这次空前的西域探险活动，史称张骞“凿空”西域。

其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为进一步沟通西域创造了条件。于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为了联络乌孙，张骞又第二次率众去西域探险。这次顺利到达乌孙后，又分遣副使去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今于田克里雅城）等地，进一步实地了解了西域情况。历时4年，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回到长安。第二年张骞病死，其派遣的副使也陆续完成任务回归。从此通往西域的通路完全打开了，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此后，使者和商人往来络绎不绝，一时“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汉书·西域传》），“少者五六辈”，“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史记·大宛列传》）。

张骞通西域以后，汉代对西域的地理认识基本上都反映在《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中。《史记·大宛列传》主要是根据张骞从西域回来介绍的情况写成的，因为去西域首先到的是大宛，于是便以大宛为准，将西域其他国家或城邦的情况分记其后，包括距大宛的方位、里程、经济状况、风俗人情、物产、人口、生活方式、军事实力以及山川形势，等等。文字简练，内容翔实，这是我国最早记载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一带以至地中海东岸地理知识的文献。如所记大宛国：“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阗。”又如安息国：“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而《汉书·西域传》则更为具体详尽，它记有西域各国、城邦和部落的治所、周围距离、户口数、军队数、风物民俗等。这里不妨以所记大宛国内容与上作一比较：“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户六万，口三十万，胜兵六万人。副王、辅国王各一人。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阗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与康居、南与大月氏接，土地风气物类民俗与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至数十岁不败。俗耆酒，马耆目宿。宛别邑七十余城，多善马。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

张骞通西域的意义十分深远，不但大大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开阔了中国人民的地理视野，而且直接促进了中国和西方物质文化的交流。单就物产一项来说，自从通往西域的道路打开后，中国精美的手工艺品，特别是丝绸、漆器、玉器、铜器等大量运到西方，而西域的土产如葡萄、苜蓿、石榴、胡瓜、胡桃、胡麻、胡葱、胡蒜、胡椒、胡豆也都陆续移植到中国来。

当然这里面所记的材料也难免有错，最为突出的是关于河源的说法。《史记·大宛列传》中记：“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按说中亚地区有西流河和东流河本无什么错误，因大宛国的伊犁河就是西流河，向西注入今巴尔喀什湖，古时称为西海；而东水当指塔里木河，是条东流河，向东注入古时称为盐泽的罗布泊。这情况正是张骞在西域考察所获，是符合事实的。问题是书中的记载，却以于阗为东、西河流分水岭，这就有误了；更有甚者是说罗布泊通过地下河而成为黄河之源，这就有点荒唐了。这在《汉书·西域传》中记得更具体，认为西域地区“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这种错误说法在以后影响了很长一个时期。

由于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国力衰弱，匈奴乘机称霸西域，使张骞“凿空”的西域又被隔绝了。东汉明帝时又遣派班超西征。班超在沙场征战了31年，先后征服了西域鄯善（今罗布泊附近）、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噶尔）、莎车（今诺尔羌）等地，重新开通了东西交通。他于永元七年（95年）又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只是受西海（今波斯湾）所阻，未能到达罗马，但到了安息、条支、波斯湾头。其地理视野比张骞时又开阔了，并带回了有关大秦国的地理知识，在《后汉书·西域传》中记下了当时罗马的方位、范围、邮亭、城邑、宫室、食器、土特产、交易物价、交通路线，等等。

班超的儿子班勇因长年跟随其父转战西域，以后又继承其父遗志，为通西域几乎一生都在西域度过。他的足迹几乎遍布西域南北两道，对西域各国的情况了解更详，于是他把所见所闻写成了《西域记》。《后汉书·西域传》收录了《西域记》的全文，留下了当时西域各国的详细情况，包括各国的方位、道里、地势、气候、物产、风俗人情等等记载。

张骞不但“凿空”了西域，而且还为疏通南亚交通作过贡献。在他第一次通西域时，曾在大夏见到四川出产的邛（今四川西昌）竹杖、蜀布，听大夏人介绍是从身毒购得的，由此他推测身毒离四川不远，这是通西域南部又一条道。于是汉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派他去通“西南夷”，从犍为（今四川宜宾）出发，分几路探索，但因受到当地少数民族部落阻挠，均未能通。这次虽未成功，但也为开发中国西南地区打下了基础，开始在今四川西南和云贵地区设置郡县，同时对西南地区的地理状况有所了解，并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分布情况，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这一地区的山川形势、物产风情等。

《汉书·地理志》还首次记录了西汉时开辟的南海航线。南海航线大体上是从今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出发，沿北部湾西海岸航行，绕过其南部，沿马来半岛南下入马六甲海峡，可到今印尼苏门答腊，再沿马来半岛西岸北行，经过缅甸，然后到达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通往印度。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远洋航海记录，反映当时中国航海地理知识水平之先进。

除此之外，在《后汉书·东夷传》中还记载了倭国（今日本）的地理状况：“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土宜禾稻、麻纻、蚕桑、知织绩为缣布。出白珠、青玉。”这也是关于东邻日本国地理知识的最早文献记载。

以上充分说明，汉代域外地理知识不仅纪实、准确，而且非常丰富，许多方面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4 长沙马王堆的西汉帛画地图

秦汉时随着国家的统一的需要，对地图的绘制、收集和管理等都非常重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便汇集了全国地图于国都咸阳，供他统治参考。汉初萧何在攻取咸阳后，首先收取天下图籍，并在京城修建了“石渠阁”，善藏秘书要图，首创中国图库。可惜这些地图在以后战乱中都散失了。汉代以后，历来通称地图为舆地图，简称为舆图。一方面舆即地的意思；另一方面舆有“尽载”意思，表示在舆地图上尽量包罗各种内容。汉代舆地图虽然很多，用途很广，但由于年代久远，散失殆尽，人们对它往往缺乏正确认识。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了三幅绘在缣帛上的西汉地图，这件事震惊了中外史学、考古、测绘、科技各界，这是一批举世罕见的珍贵历史文物。这三幅图均未标注图名，但从所绘内容来看，它们是“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根据此墓随葬的木牍记载来看，应为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入葬的，距今已有2100多年了。以下从这三幅地图的内容、测绘技术等方面，来看看当时的地理知识水平。

“地形图”全称应为《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地图》，它相当于现代的普通地图或地形图，即汉代通称的舆地图。所绘范围相当于今湖南、广东、广西三省区衔接地带，其主要地区在今湖南南部、湘江上游和南岭九嶷山一带。这部分内容详细、准确，而主区以外的邻区就比较粗略。图幅方位以上为南，下为北；采用的比例尺约为1∶18万，相当于当时的1寸折10里。所绘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山脉、山峰、河流、水源、居民点、道路等等，都用统一符号标示。山脉采用闭合曲线加晕线，表示山脉及其走向，显示山谷、山体的高差，这与现代的等高线很相似，这种用等高线表示地貌的方法在西方直到19世纪才出现，这在当时真是一个伟大创举。图中九嶷山脉还用水平山形线和陡崖符号相配合，即在山的南侧绘有9个柱状符号，以示9个山峰，这种表示法在欧洲约到13世纪才出现。图中河流水系很详细，大小河流共有30多条，其中标注名称的有9条，而且用上游细下游粗的曲线表示，有的还加注了水源。居民点以大小不同分为两级，其中县级的有8个，县城用矩形表示；里乡级的有74个，一般用圆圈表示；这些符号均有大小之别，以示它们规模不同。至于道路，大多用粗细不同的实线表示，以别于道路的质量和主次；个别道路还用虚线表示，可能是些乡间小路，这些道路可辨认的就有20多条。

“地形图”的出现，用实物纠正了以往人们许多错误观点，并显示了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地理水平。首先是中国长期以来受裴秀观点影响，认为汉代舆地图还没有比例、不太讲究确定的方位、“亦不备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实际正好相反，不仅都有，而且很精确，完全可以依据。其次是纠正了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在地图上以上方表示南方起源于阿拉伯各国的错误看法，实际上中国两千多年前汉代已如此了。再说当时的实测水平，以图上所绘的自然地物与现代地形图相比较，它们的位置大体相似，以其准确性来看，说明该图是在实测基础上绘制而成的。在它出土之前，我国一般以南宋的《禹迹图》和《华夷图》为留存至今的最早地图，马王堆的“地形图”比它们要早1300多年，而且在精确度和绘制水平方面也比它们高得多。从国外来看，直至公元2世纪才有罗马帝国时代的托勒密的《地理学》一书中的地图，其中世界图的大陆东方及南半球的地理轮廓都是根据传闻和想象绘制的，以它与马王堆的《地形图》相比，不仅晚了300多年，而且在内容、准确性、实用性等方面都远远不及。因此，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马王堆的《地形图》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以实测为基础而绘制的地形图。

从出土的第二幅图的内容来看，它突出反映当时军队守备作战的兵力部署，所以取名《驻军图》，或称《守备图》。这幅图，是用朱红、田青、黑三色彩绘的彩色军用地图。图的左方和上方明确标注了东、南两个方位。比例尺约为1∶8万至1∶10万。其内容突出驻军名称、布防位置、防区界线、指挥城堡、军事要塞、烽燧点、防火水池等各种军事要素，这些均用朱红色表示在主要层次上；其中9支驻军营地及中心用三角形城堡表示的大本营，又用朱红、黑两色双线勾框突出表示，框内标注驻军名称。而将一般的山脉、河流等自然地理要素用淡色调的田青色标绘，使之退居第二平面；并将山脉用单线表示走向，山头用“山”字象形符号来表示，从而层次分明，图面简明易读。这种分层表示与现代专门地图的多层平面表示法相类似。至于居民点和道路，是作为与军事驻防有关的地图要素来表示的，所以大多也采用朱红色，图中注有名称的居民点至少有49处，大多用红色圆圈表示，圈内注有地名，圈旁注有居民户数，最多的有108户，最少也有12户，无人居住也注明。道路一般与主要居民点相连，用红点线醒目表示，有的还注了里程数。它不仅是中国最早的彩色军事地图，比早先认为最早的守备图——明代《陕西镇守图略之一页》要早约1600年；而且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彩色军事地图。

另一幅《城邑图》是我国现存最为古老的城市平面图，它比原先认为最早的城市平面图——《平江图》，要早近1400年。图中标绘了城垣、城门堡、城墙上的楼阁、城区街道、宫殿、房院等。用红色双线表示街坊庭院，院内涂染红色；用蓝色标绘城墙上的亭阁。城内街道用宽窄不同的线条表示主要街道和次要街道；宫殿、城堡等建筑物则用象形符号表示。这有点类似现代城市旅游图了。这幅《城邑图》的出土为我们研究汉代城邑的规划、布局、结构、设防等城市地理问题提供了实物依据，十分难得。

长沙马王堆的西汉帛画地图的出土，其意义十分深远，它不仅显示了我国2000多年前地图测绘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再结合汉代其他方面的地理成就来看，表明当时的地理知识已相当全面和成熟，许多方面具有划时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