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几点认识

1 考古发现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当前，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所面临的两个前提性问题是：怎样认识传统的中国古史体系？采用什么方法和途径研究中国文明起源。

很长时间以来，不少学者把我国夏代以前（甚至包括夏代）叫做“传说时代”，以与商代以来的“信史时代”相对应。关于这个“传说时代”，古代文献中有许多的记述，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把它们一概当做信史，字字句句信以为真，结果是漏洞百出，治丝愈棼（音fén，纷乱）；另有人则把它们看做是一种根本靠不住的传说，甚至认为是完全出于后人伪造。于是，中国的上古史便形成一个大大的空白，有商以来的“信史时代”也成了无源之水。

就今日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来说，前种倾向固然无有益助，而后种倾向危害更大。追根求源，后种学术倾向在我国学术史和思想政治史上有深远的根源。早在18世纪末，崔述写成《考信录》，依据“经书”对我国的上古史进行了一次考订清理，认为战国以来古书所述古史存有无数的谬误，有意无意中伪造了历史。到19世纪末，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的康有为，更进一步地怀疑起了有关中国上古史的若干记述，甚至把“经书”的一些记载也从信史中排挤了出去，宣称“上古事茫昧无稽”，认为古代典籍中的许多古史记载，是汉代刘歆伪造的。实际上，康有为是把学术之争用作了政治斗争的武器，其目的在于“托古改制”，实现他革新变法的政治主张。古史学家顾颉刚早就指出：“我觉得他们拿辨伪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他们的政策是，第一步先推翻了上古，然后第二步说孔子托古作‘六经’以改制，更进而为第三步把自己的改制引援孔子为先例。”

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兴起了新文化运动，一些人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新的大冲击、大清理，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方面，做出了贡献。在此背景下，中国学术界“疑古”思潮汹涌，以著名学者胡适为代表的小部分人，不相信我国古代有优秀的文化，不承认中华民族有极为悠久的历史。胡适说“中国有史的时期自商周始”，又说我国自周秦以来“百事不如人”，曾提出“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之非科学口号，他的学术见解，归根到底是要为他的“全盘西化”政治主张服务。与此同时，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学者，埋头于古书考证，试图把中国上古史理出个头绪来，结果发现许多古史记载出自后人之手，从而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著名论点。实际上，经他们这么一“辨”，中国上古史便徒有空壳了。

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传入中国，才使中国上古史的面目逐渐显露出来。在中国上古史的重建工作中，考古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20世纪中国学术界走过的道路已经表明，对于传统的中国上古史体系，决不可盲目“疑古”，更不能全盘否定。

早在清代末年，王国维就提出了依靠书本史料和文物史料研究古史的“双重证据法”，并从殷墟甲骨文考释出了已见于有关史籍的商代先公先王之名号，于是宣称“《世本》、《史记》之为实录，且得于今日证之”，因此，《史记》等古籍中的商代史成为信史，一些所谓的“伪书”、“伪史”也随之被平反。从30年代开始的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已把商代晚期都城的轮廓勾勒了出来。如今，考古学（包括甲骨金文研究）不仅证实了古书中有关商史的许多记载，甚至还告诉了我们史书中所没有记载过的商代历史的若干方面。关于商代以前的夏王朝，乃至于夏代以前数千年间的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也从考古学那里知道了许许多多的情况，本书中已汇集了其中的一部分。大量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从前一些学者的“疑古”实在是疑过了头、疑错了，说“上古事茫昧无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可是，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在正确认识中国上古史方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目前，对于传统的古史系统持完全否定态度的人已极少见，但表面上抽象肯定、实际上具体否定的人尚不少，甚至还有人仍然盲目排斥传统的古史系统，凡此皆不利于今天的学术研究。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传统的中国上古史系统的基本脉络应是可信的，即便某些在前人看来荒诞无稽、极不雅训之言，也正是原始社会的真实写照。

当年以“疑古”而闻名的顾颉刚也强调说“真古史”的重建必须依赖考古学，几十年来的实践也证明唯有考古学才能胜任中国上古史之重建。目前，考古学的工作重点正从以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建立完善为标志的基础研究，转向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为标志的纵深研究，承担起复原中国上古史的历史任务。

总而言之，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这一重大学术课题时，首先应当给传统的中国上古史体系以合理而必要的肯定，承认我国有优秀的民族文化和悠久的文明历史，从“疑古”的阴影下摆脱出来，根除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思想认识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上古史有个恰当的估价，才能正确认识一系列考古发现。其次，必须遵循唯物史观，尊重客观事实。还有，应积极开展考古发掘，以大量的古代遗迹遗物作为基本史料。

2 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与特点

一部中国文明起源史，首先是一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我们远古时代的祖先们，在经过极为艰苦而漫长的以渔猎和采集为生的岁月之后，终于发明了农业和畜牧业，从而开始了自己掌握自己生活命脉的历史。农业和畜牧业作为最根本的经济支柱，随着生产知识的积累和生产技术的提高而日益发展，向人们提供越来越丰富的食物。基础经济的发展，为手工业的发展、社会生产的深度分工、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成长，以及阶级的分化铺平了道路。

中国文明起源史，又是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发展史。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思考、实践，对于自然界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一系列的发明便产生了。从用石块打制成简陋的工具，到把石块兽骨等磨制成各种精巧的工具，再到用铜制造生产工具，每走一步都是了不起的飞跃。陶器的发明，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日用器皿（包括礼器）；冶金术的发明，象征着一个崭新的时代——早期文明社会的到来，而其发达则标志着中国文明走向了成熟；漆器、玉器、纺织品制造业的诞生和发展，也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许多物质条件。另外，人们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天文历法和气象知识也日渐丰富。

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促进了文化艺术的进步。早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就知道制作工艺品来装饰自己。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的文化艺术水准迅速提高，从实物资料来看，尤以雕塑和绘画最有成就。肖形（仿人、兽、鸟、鱼）陶器形神兼备，彩陶花纹色彩艳丽，图案内容涉及天象、人物、走兽、飞鸟、鱼虫、植物与几何图形等；黑色陶器乌黑光亮，富有金属质感，而“蛋壳陶”轻薄油亮，堪称一绝；大幅的地画、壁画，用石块和蚌壳摆塑的龙虎，比真人大二三倍的泥塑神像等，充分展示了先民们的艺术想象力和艺术表现力；在雕塑艺术方面成就辉煌者，还有玉器的制作，许多玉器都是珍贵的艺术品。

中国文明起源史，还是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史。中国文明在形成过程中，极少受到外来（今中国境外）因素的刺激，但在内部，各地区各民族之间却不断地交流、激荡、融合，这一点已为考古学所证明。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最为显著，在我国文明起源史上也最重要。

中国文明起源史，还是阶级分化与阶级剥削、压迫的演化史。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为阶级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并最终导致国家出现，社会分裂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阶级压迫与剥削的结果，是分配的不公和财富的集中。

综观现有的考古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300年之间，是我国文明起源史上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一系列的文明现象涌现了出来。

文字，历来被视为文明的要素之一。我国文字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七八千年前的龟甲上的“刻画符号”。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已有几十种。良渚文化陶器上既有零散的“刻画符号”，更发现有4个“刻画符号”排成一行的例子；同时玉器上也出现了“刻画符号”。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有了固定的“字形”和特定的含义，通行于广大的地区。这些刻在陶器或玉器上的“符号”，有不少被认为是原始文字。

金属器的出现，也历来被视为文明的要素之一。铜器在我国的出现，大约始自5000年前。从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到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以至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都已发现小铜器或铜渣、铸铜陶范，或者铜器留下的痕迹。出土的龙山时期铜器、炼铜炉具和炼铜渣更多，证明当时的青铜冶铸业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礼乐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要素之一，这是我国学者提出来的新见解。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乐制度的建立，实质上就是阶级社会到来之表象。礼乐制度的载体主要有礼仪建筑和礼器两类。在我国，专用礼器的出现始自公元前3000年前，较有代表性的包括良渚文化的大部分玉器和一部分陶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若干陶器和玉器、红山文化的多数玉器和小部分陶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一些玉器和陶器。当时，能否拥有礼器以及拥有礼器的数目、种类、质量的不同，代表着人们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

早在夏代之前，一些大型礼仪建筑已矗立在我国大地上。如在辽宁发现的红山文化“女神庙”、祭祀坛和大型积石冢，规模恢宏，气势磅礴；在浙江余杭县等地发现的良渚文化高台夯土基址建筑、人工堆筑的祭坛与坟山，工程浩大，叹为观止；在甘肃秦安发现的仰韶文化殿堂式大型建筑，堂、轩、夹、室俱全，主次分明，蔚为壮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龙山文化大墓，地位突出，气度不凡。

作为我国文明起源史上最为重要的文明现象，还有大型聚居中心的产生和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形成。按照孔子的说法，有无“城郭沟地”是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分界线，城的产生亦即文明社会的到来。恩格斯也说，设置了城墙壕沟的城市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现知我国年代最早的有围墙的城，大约筑于公元前3000～前2600年间，较此晚一些的龙山文化城已被发现十几座。从这些城的规模、建制和所处地理位置来分析，它们实际上分属于不同的等级，有的只是一般的城堡，侧重于军事用途，或属于较小人群组织的中心；有的则属于较大人群组织的中心，驻有权力机关，有大量的居民，可归为早期城市之列；有的则处于二者之间。必须指出，有的遗址虽然没有（或尚未发现）城墙，但实属一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之中心，应归为早期城市之列。譬如以余杭大观山大型夯土建筑为中心的良渚文化遗址群，在较大范围内居住遗址密集，分布着许多拔地而起的祭坛、坟山。在襄汾陶寺遗址周围，有70多处龙山文化遗址，众星捧月般拱卫着陶寺遗址。

金字塔式社会结构在聚落方面的表现是，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有一个中心，具有“都”的性质，其周围的大小聚落则类似于“邑”、“聚”；在墓葬方面的表现是，大、中、小型墓葬在规模和随葬品的多少优劣方面又构成一个金字塔形。还有许多的材料可以证明，当时确已形成了金字塔式社会结构，其实质，是少数人攫取了统治大权，高踞于社会的顶层，而绝大多数人构成了社会的基础，处于被统治、被剥削的地位，这显然是阶级社会的景象。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发育过程，可做如下归纳：新石器时代前期，是中国文明奠基期；新石器时代后期，是中国文明的孕育、形成期；夏代进入文明成熟期；至商代达到文明繁盛期。大约公元前3500～前2300年，是中国文明起源史上的关键时期。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之说法，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的支持。

中国文明起源有着自己的特点：

（1）本地起源，顺序渐进。由于受大海、高山和丛林的阻隔，中国文明在形成过程中很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一系列的文明因素都是从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通过长期的产生、积累、升华，最终形成了华夏文明。这就决定了中国文明根基牢固，富有韧性和连续性。

（2）中国文明是多源的。最初的文明是多中心的，即首先在若干个地方形成了区域性文明中心，然后才百川朝宗归大海，在中原地区集结成了华夏文明核心，因而赋予了中国文明基础广泛、向心力和包容力强等特性。

（3）中国文明主要起源于大河流域的广川平原，建立在以农业为主、以畜牧业为辅的经济基础之上。在黄河、长江流域，几乎所有的“史前”大型礼仪建筑和城垣，主要材料都是用土筑成的，显示了中国文明稳固性强、基础深厚的特点。